《道在屎溺——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周星著，商務印書館2019年11月出版，316頁，45.00元
周星先生的《道在屎溺——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本土人類學與民俗研究專題”系列之一，該書以糞穢處理與廁所為研究對象，梳理了中國是如何將廁所這一兼具私密性和公共性的空間，從農耕經濟的前現代狀態(tài)逐漸升級為我們今日所見的現代狀態(tài)的。按照時間順序，作者詳細搜集了中文文獻中對便器和廁所的各種描述，其所用材料既源于歷史文獻，也取自民俗記錄和政府公文。值得稱道的是，作者還憑借自己旅日的學術收獲，在本書中采用不少日文材料，為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甚至令人羞于啟齒的議題提供了多時空、多文化鏡位的全景視角。
全書正文分為十個章節(jié)，第一章是關于農耕文明的廁所文化，主要討論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悠久的糞肥傳統(tǒng)，還有由這種風俗所衍生出的民間宗教信仰和污穢/潔凈觀。第二章是關于中國歷史上數次與廁所改良有關的社會運動，其中包括晚清新政、民國時期的“新生活運動”和建國后的“愛國衛(wèi)生運動”，展現了各個政權自上而下改造民眾污穢/潔凈觀的嘗試企圖心。第三章描述了七十、八十年代廁所文明形態(tài)的轉變，作者認為化肥取代糞肥，城市化倒逼改良和改革開放之后來華西人的評價促成了這種轉變的發(fā)生。
作者此后用了很大篇幅，延續(xù)了以國家和地方政府為主體的觀察。第四、五、六章追溯了八十年代以降以大型慶典、旅游景點、城鄉(xiāng)發(fā)展為契機而展開的大規(guī)模公廁改造運動，也就是中國上一次的“廁所革命”。第七章中作者對“言說”（其實使用“敘事”更符合學術慣例）的回顧，從“發(fā)展”、“衛(wèi)生”和“文明”三個角度一定程度賦予了“廁所革命”歷史必然性。
在第八章里，作者探討了中國之外的行為主體，除了短暫回顧廁所便器在歐洲的發(fā)展，主要描述了西方殖民者在華對中國人身體的規(guī)訓，用埃利亞斯內化的自我監(jiān)督文明理論來總括這一“文明化”的進程。第九章則將目光投向日本的廁所“文明化”進程和世界組織在東亞開展的諸多合作。最終章節(jié)以人們對更優(yōu)質的廁所廁具的追求落腳，旨在提醒讀者廁所文明的前路漫長，仍需不懈努力。
學術歸屬的問題
從結構上不難看出，此書并非典型的人類學作品，這種“非典型”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是周星先生的選擇。作者在總序中指出，文化人類學對中國來說是舶來的學問，落入中國本土之后，雖然接受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浸染，但也會形成本土的特色，這一特色便是“家鄉(xiāng)人類學”。家鄉(xiāng)人類學的研究旨趣與民俗學傳統(tǒng)可以無縫對接，實現朝向現代民俗學的轉型。作者稱這條學術之路走得孤單，兩頭不討好，但又因為受到日本及許多其他非歐美國家的本土人類學家的感召，認為這條本土之路是走得通的。
作者指出：“這些本土的文化人類學家能夠憑借母語濡化獲得的先賦優(yōu)勢，揭示更多異文化他者往往難以發(fā)現及領悟的本土文化的內涵，所以，比起他們的歐美人類學家老師來，他們在認識自己的本土社會在文化人類學中被表象的布恩分或對于被外來他者所誤讀的部分，常常傾向于給出不同的答案。雖然他們總是被歐美人類學體系邊緣化，但邊緣自有邊緣的風景。”
私以為，另辟蹊徑當然無妨，然而要衡量一本書的質量，歸根結底還是離不開特定的學科范式。這是因為學科范式為知識的高階組織確立了規(guī)范，使得研究可以不斷深入，而不是停留在對零散材料的描述性收集。西方的學術理論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穿透性，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基于學科范式打磨而成的高階學術產品，所以能夠超越直觀經驗，在共享同一思維范式的人群中流行。如果本書中所倡導的本土方案不能夠形成與之抗衡的穿透力，而只是停留在構筑防止被對方穿透的文化壁壘，在話語權力的邊緣地帶孤芳自賞，這本身就與學術探索的目的相違背。
求知求真本不分東方西方，尤其考慮到本書系“本土人類學與民俗研究”的大題，我不想用西方人類學的框架來質問某些要素的缺失，也不覺得人類學與民俗學具有本質上的高下之分，我們且用最貼近常識的方式對本書第一章中存在的要害問題略作評述。
不存在的“農耕文明”
在第一章關于農耕文明的廁所文化論述中，作者僅在一處提及歐洲也曾有過令今人不適不快的糞穢利用方式，除此之外，基本都在描述中國農業(yè)經濟中對糞肥的再利用，并引用了《農書》《齊民要術》《氾勝之書》等文獻和兒歌農諺等民間資料作為佐證，。這難免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只有中國或者東方的社會才有對糞穢的系統(tǒng)采集和利用，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這種民俗的。本書中雖然并不見這樣的直接表述，但是從書的結構中不難推斷出作者實質上是暗含著這樣的預設的，若非如此，對于歐洲糞穢利用的回顧何以要等到第八章才匆匆提及。倫敦長期受城市糞穢問題困擾，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放才有完整的應對方案成型，這才擺脫霍亂，從時序上看與清末民初的社會進程相近，大可以放到第一章節(jié)一并論述，但作者顯然認為英國不屬于“農耕文明”，放在第一章于理不合。
那么，接著的問題是：什么樣的文明算“農耕文明”呢？任何社會都存在農耕經濟，民眾需要果腹，社會復雜化需要基礎，中國如此，英國美國亦然。既然都有農耕經濟，那么又要如何判斷一個文明的類別是否是“農耕”呢？兩種可能，一種是區(qū)別于海洋文明的農耕文明，另一種是區(qū)別于工業(yè)文明的農耕文明。
“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學術話語，作者的學術生涯始于當時，受該學說影響并不奇怪。此種文明種類論認為不同種類的文明會對國民的舉止、態(tài)度和心理加以全方位的定義，形成難以遷移的國民性，必須自上而下徹底改革才能走出窠臼。該理論可以說是本尼迪克特“國民性格”理論的通俗延續(xù)，本氏的學說雖是經典，但早已失勢，這不僅僅是因為《菊與刀》式的美國戰(zhàn)后學術霸權逐漸消解，也是因為此種學說虛無縹緲，實在難以證實，深入研究無以為繼，自然逐漸式微。至于“工業(yè)文明”與“農耕文明”，界定起來相對容易，已經有成體系的工業(yè)化水平綜合指數加以衡量。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業(yè)化進程報告（1995-2015）》的估計，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yè)化。如果作者采用的是這種標準，并將特定的廁所形態(tài)與所謂的文明形態(tài)掛鉤，那么2020年前中國都不該有潔凈的廁所了，這豈非荒唐至極。
可見“農耕文明”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是陳舊失靈的，完全經不起推敲，與之首尾呼應的“廁所文明”更是如此。作者在第一章就使用了這一系列定義極其模糊的概念，意在區(qū)別中國和西方/日本方便后續(xù)論證，然而恰恰是由于定義本身的缺陷，使此書之后立論不可避免地一再受到侵蝕。這種侵蝕來自于對中西方的強行割裂，來自于對歐洲、美國農耕經濟對糞穢利用的弱化，來自于對作為消費者的中國市場的無視。一旦中國和西方內在的經濟形態(tài)的差異、官民領域的差異都被抹殺，都被定義成鐵板一塊，那么就會形成現代-西方-潔凈對抗農耕-中國-污穢的對立，落入柯文1984年著作中所警告的施動者-被動者的理論陷阱。在這樣的框架設定下，進步的動力不可能是內生的，橫向的，綜合的，或是無序社會力量的偶然集合。進步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外來的，由強大的權力推動的，有歷史必然性的。
這也就不難解釋此書為何有大塊章節(jié)神似官方工作報告，因為在農諺和掌故退場之后，廁所文化這一民俗就徹底與“民”脫鉤了，剩下的事情都必須由權力強行完成，這種權力或是來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的西方，或是來自于各個時代的中央政府，或是來自于改革開放后的國際組織。無論如何，此種簡化都是與歷史事實有出入的。我并不介意作者對學科定位的創(chuàng)新，但民俗學也好，人類學也罷，都講究見微知著，考察來自底層的發(fā)生。不幸的是，本書第二章起幾乎完全不見此類材料。取材偏頗不單是因為如廁這個題材微觀材料不易獲得，也是作者潛意識中先入為主的進步觀使論述方向發(fā)生了偏差。試問，如果只是政府官方發(fā)布的材料的話，本土學者會用，外國學者也會用，那么“家鄉(xiāng)人類學”的優(yōu)越性又體現在哪里呢？
廁所文化首先是科技史問題
民俗學或者人類學對廁所問題的分析不可能還原糞穢處理這個歷史問題的全貌，因為此二者大多考察基于社會物質文化而產生的習慣和傳統(tǒng)，以及當這些習慣和傳統(tǒng)被抽象化之后是如何影響社群成員之間和社群之間的關系的。糞穢問題首先是生計問題，關系到疫病防控，也關系到農業(yè)生產，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糞穢處理早已成為一項專門的復雜工程學科，豈是用民俗掌故的零星線索可以厘清的。在對給排水工程整體歷史缺乏認識的情況下，探討便器或廁所空間所反映的“現代觀”只是蜻蜓點水，就好比同樣是研究食物，要有美食家和農學家的分工，糞穢處理問題首先是一個科技史問題。
誠如周星先生所說，西方確有沖水廁所的傳統(tǒng)，不過其誕生卻并不那么必然。例如意大利羅馬公元前六世紀所建的大陰溝Cloaca Maxima，在淪為各類生活污穢的容器之前，這條水道是用來排雨防澇的，且有拉丁文“銘”文規(guī)定，是偷懶的羅馬人強行將其當作污水管道使用，況且大陰溝原本就是由一條運河改造出來的大型涵洞，可以說與中國南方將糞穢倒入河中的做法并無二致。倫敦之所以成為水廁（也就是抽水馬桶）文化盛行之地，原因有二，其一是水廁作為一種機械裝置到十九世紀中期已經具有一定產業(yè)規(guī)模；其二是泰晤士河的小型支流為倫敦提供了天然的下水管網，隨著城市人口激增，倫敦人效法古羅馬將河流改造為下水道，以便在其上建造更多住房。1847年倫敦出于衛(wèi)生考慮立法禁用糞坑，加之1851年萬國博覽會上水廁得到推廣，越來越多住戶采用水廁聯通地下河。這種看似有助于改善居家衛(wèi)生的做法卻導致泰晤士水質嚴重惡化，屢屢爆發(fā)霍亂、惡臭等公害事件?？梢妿臻g的改善并非真正有益于社群的技術改良，其所產生的環(huán)境代價自然需要其他技術進一步彌補，受篇幅所限，此處不再詳述化糞池和污水處理廠的歷史。水廁雖然是“現代性”的象征器具，但是其本身并不足以徹底取代舊式的人力收集糞穢的技術系統(tǒng)。
沒錯，舊式的糞穢處理同樣是一個高度精巧的技術系統(tǒng)，相比起我們現在使用的資本密集型技術系統(tǒng)，它屬于勞動密集型系統(tǒng)。以開埠之后的上海為例，無論是租界還是華界，都有糞工挨家挨戶于清晨收集糞穢，運送到糞碼頭，再由糞船將其運至上海農郊或江蘇浙江，將其作為肥料使用。無論是糞船進城的淡旺季波動，收糞區(qū)域的條塊劃分，還是金字塔式的糞頭糞工管理體制，都需要耗費高昂政治資本加以協(xié)調管理。此套系統(tǒng)并非東方獨有，歐美城市都曾經歷過這一過程，英國的糞工被稱為gong faermer，他們不是挨家挨戶收糞，而多是負責糞坑和公廁的清理，然后再賣給郊區(qū)農民，街頭采集馬糞的小工亦收入不菲，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仍然如此，足見該體系是具有生命力的。這一制度雖然因為人力介入程度深，容易發(fā)生故障（例如糞工勒索住戶，糞船農閑時拒絕進城等），但是仍不失為一種因地制宜的生計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套技術系統(tǒng)支配上海糞穢處理的時代，上海（指浦西）并未出現過霍亂的爆發(fā)，可見其不僅對農業(yè)生產大有助益，也能有效地阻遏糞穢進入城市周邊水體，維護公共衛(wèi)生。
我們今日所熟悉的糞穢處理系統(tǒng)，大致包括機械供水、水廁、污水管網及污水處理廠，此四要素是工程師和科學家為解決城市化和環(huán)境安全之間矛盾，苦思冥想不斷試錯而獲得的階段性最優(yōu)方案。四個要素缺一不可，否則只會適得其反。1926年，閘北水電公司水廠就因管理不善，使華界逾三千人感染霍亂。1938年，因大量市民涌入公共租界躲避戰(zhàn)亂，上海再次爆發(fā)霍亂，而彼時公共租界已經擁有全套的糞穢處理機械系統(tǒng)。
系統(tǒng)無論新舊，都有其形成的路徑依賴，都有與城市周邊環(huán)境生態(tài)和經濟形態(tài)的密切聯系，都有其所能承受的負荷極限。人力系統(tǒng)易形成于人口多的地區(qū)，人口多的地方人力成本低，省力科技沒有土壤，對糞穢充分利用有助于農業(yè)增產，給養(yǎng)更多人口，進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從而形成閉環(huán)；機械系統(tǒng)易形成于人口數量尚未多到阻遏省力科技誕生的地區(qū)，多余人口投入其他高附加值的行業(yè)，累積財富之后進一步投入資本密集型機械的研發(fā)，進一步節(jié)約勞動力，從而形成閉環(huán)。新舊系統(tǒng)在邏輯上都是自洽的，也各有千秋，若非如此，也不會有如富蘭克林·金（Franklin H. King）這樣的美國農學家對中日韓四千年悠久的農業(yè)傳統(tǒng)和民間智慧的贊嘆不已了。至于經濟的迭代升級，產業(yè)形態(tài)的逐步轉變，這些牽涉到更多的變量，并非以糞穢處理一事可以一概論之，但我們卻能從整套技術系統(tǒng)的變遷觀察到人、城市、生態(tài)、生活四者間的動態(tài)關系。莊子說道在屎溺，確實大有深意，然則周先生所關注的潔凈的廁具，本身并不是解鎖“現代性”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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