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寫簡歷時，我非常愿意接受的一個群體認同，便是“七七級”。對有些人，這或許是個可以分享“集體榮譽”的稱謂。對我自己，卻更多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然而正因“七七級”漸漸成為有“面子”的稱謂了，而簡歷又是相對開放的，我現(xiàn)在反有些不敢把個人的記憶放進表格了?；蛟S人生就是這樣曲折向前的吧。）
個人的回憶
1977年是我下鄉(xiāng)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隊中學臨時請我代課。我雖號稱中學畢業(yè)，實際念書不到一年，卻要教初中三年級的語文和化學，實在有些誤人子弟。記得是放農(nóng)忙假時，我回到成都的家中，母親既驚訝又高興地說，這么快！上午才給你打電報，下午就回來了。原來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學考試真要恢復了，所以要我趕緊回來準備，其實我根本沒收到電報，不過是碰巧而已。于是在家集中補習了一個多月。由于上中學不到一年就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實的“補習”；與今日高考前的“復習”，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時間短、任務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覺也分成兩段，一次約睡三個鐘頭，其余時間基本都坐在窗邊的桌前。對面樓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樣的事，后來其家長說，早就推測我一定考上，因他們幾乎就沒看見我離開過桌子，頗嘆我何以能不睡覺。當然偶爾也要出門請教，記得還去成都二中學習怎樣寫作文，請教以前教過我二哥的費紹康老師，那真如醍醐灌頂，獲益良多。考試前又回大隊中學上課，自己教作文的段數(shù)也突飛猛進。恰好全公社舉行統(tǒng)一的作文考試，我的學生還獲得第一名。一個大隊民辦學校的學生超過鎮(zhèn)上公辦學校的學生，在當年鄉(xiāng)下也是不小的新聞。（其實主要是那學生自己聰明，他后來一路念樂山專區(qū)的重點中學、上海交大，更到美國常春藤大學念博士，是鄉(xiāng)村孩子中的一個異數(shù)。）另一女生也得高分，后來到縣高中或師范校念書，現(xiàn)居西安，小孩都進清華大學了。
我就這樣白天教書，晚上繼續(xù)補習，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壽縣是個大縣，人口過百萬，當年應屆畢業(yè)的高中生班就上百個，全縣還有和我一起下鄉(xiāng)的知青近兩千人，絕大多數(shù)學歷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這樣，在填報志愿時，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師范學校的中文高師班，即所謂中?！按髅薄钡拇髮?；第二志愿是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換專業(yè)，才填了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完后已近過年，大隊中學放假了，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學家中喝茶，忽然弟弟從郊區(qū)的家里趕來，告訴我錄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歷史系。
那是長期停招后的第一次，錄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點大學先錄取。大學畢業(yè)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師當初也擔有政治風險，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問題”，經(jīng)過爭議，終以“重在表現(xiàn)”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農(nóng)村考試，通知應是寄送到鄉(xiāng)下的。川大招生辦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讓我們能愉悅地過年。下鄉(xiāng)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難”問題，那次過年的氣氛當然好極了。
我會永遠記得這一經(jīng)辦人的細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體會這個通知的重要吧。那時“文革”尚未完全結束，“斗爭哲學”之余威尚在，而川大從招生到發(fā)通知都相當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難以忘懷。
實際開學已進入1978年了，我在農(nóng)村的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著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進學校報到。在川大校園里，這一圖景或也不多見，似乎象征著人生的一段結束，又一段開始。
那幾年學習的經(jīng)歷，恐怕也是中國大學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會再現(xiàn)的。大學停止招生已十二年，同學中應屆生很少，彼此的年齡相差甚遠；班上年齡最大的約32歲，恰是最小者的兩倍，25歲的我則屬于中間一段。而當時的師資，幾乎動員了全體高段位的老師；有些現(xiàn)已不在世的老師，當年還沒有輪到給我們上課呢。
晚來的學習機會不易，那時我暑假也住在學校。記得第一個暑假就是讀《資治通鑒》，而一些同學還曾組織起來共讀《史記》。我自己散漫慣了，經(jīng)常逃課，到學校圖書館看各種“內(nèi)部書籍”。曾經(jīng)有那么多年，全部公開的讀物不過幾十種。突然可以使用圖書館，而且可看“文革”中給老干部準備的各種翻譯書籍，那種感覺，說是如饑似渴，實不過分。內(nèi)部書看完了，又泛覽他書。坦白說，除《通鑒》和前四史外，還真沒看多少“專業(yè)書”。
川大歷史系當年的學風是重基本功，特別是語言。同學中不少人相當注重語言工具的掌握，后來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國史還是外國史，大多在古漢語和外語上皆得高分。我在鄉(xiāng)下背過半部《古文辭類纂》，離桐城正宗自然還遠，或可說稍得皮毛。但英語則完全是從頭開始，摸底考試僅得十分，即寫完字母而已。
最初學英語也不過跟著走，過了一學期，參與讀《史記》的好友葛小佳說，他的英語已遠遠超過班上的進程。當時同學中有的英語甚好，已在看所謂原著。而小佳的英語也同樣是進大學才開始學的，那時與我的水準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為讓我能趕上，自己特意停學英語一學期。這樣的義氣，現(xiàn)在大概較難見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趕，到二年級差不多趕上他的水準，大家又繼續(xù)推進。再到三年級時，我們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兩名。沒有那時的努力，后來恐怕就不能出去讀書了。
現(xiàn)在有些同學回憶，說我們那時就一心想出國，所以努力學外語。其實如我前面所說，當時“文革”的“結束”還在進行之中，在成都這樣的地方，幾乎無人能有出國念書一類的“高瞻遠矚”。簡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讀書人“上進”的選項。歷史記憶在不知不覺中常隨后見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見一斑。不過，當年的形勢發(fā)展確實日新月異，到畢業(yè)的時候，去外國讀書，對一些人就成為實際的可能了。
后來同年級中真有不少人到歐美讀書，且所讀多是名校，反倒是在外國治學最有成績的葛小佳，念的是美國一般州立大學。我想，當年那批留學生，大概也和國內(nèi)的七七級學生一樣，進入什么學校，基本看機緣，但其訓練未必都在課堂上獲得，所以在國內(nèi)國外讀什么學校不特別重要，主要還是靠自身的修為。我自己是在畢業(yè)工作五年以后才負笈遠游，緊趕慢趕，博士答辯時已經(jīng)41歲了。
川大歷史系七七級學風的另一特點是眼界較寬，思想開放。在本行的固然出色，留學的卻大部分都轉(zhuǎn)了行。朋友中，葛小佳始念社會學而轉(zhuǎn)治心理學，霍大同學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進入著名的巴黎電影學院學導演，都成為那一行的佼佼者。念什么專業(yè)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在美國念的課程是以美國史為主，不過因擬追隨的老師退休，一時后繼無人，系里許我改換門庭，遂轉(zhuǎn)入中國史，大大縮短了讀書期限。（普林斯頓大學的亞洲史要學兩門亞洲語言加一門歐洲語言，而美國史則僅要求一門外語。）所以我一共就念過兩門中國史的閱讀課，如今所教的專業(yè)，也還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從自學而來，算不得科班出身。
現(xiàn)在回頭想想，當年川大歷史系老師所教，未必是歷史學的所謂知識，恐怕更多是學者怎樣治其所學。在此基礎上，我們得到的鼓勵，是做什么都要做到盡可能好（按宋儒程頤的說法，不想做到最好，便是自棄）。前者大概就是所謂入門，后者或一般所謂發(fā)展。入得其門，學校之能事已畢。以后如何發(fā)展，就是學生自己的事了。
蘊涵豐富的符號
七七級這一群體是多元的，工農(nóng)兵商，做什么的都有。對有些閱歷特別豐富的人來說，這或只是人生的一個插曲；那些年少的，不過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學。就我個人而言，卻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轉(zhuǎn)折。
我下鄉(xiāng)時僅16歲，此前也和全國人一樣餓過飯，身高還不到一米五，貧下中農(nóng)不得不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糞桶。記得臨走時母親在我的棉衣里縫了五塊錢和五斤全國糧票，意味著已經(jīng)做了非常不妙的準備。在那時的各種人生選項中，可以說基本已經(jīng)排除讀大學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大學招生已經(jīng)實行“有成分、不唯成分論”，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實已難進大學。）后來居然能進大學讀書，有那樣好的老師和同學，不能不說是意外的驚喜。上天如此眷顧，能不常懷感恩之心！
或因其特定的機遇，“七七級”后來成了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仿佛是風云際會，天才一群群地來此相聚。然而，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學，缺乏從小到大的系統(tǒng)訓練；先天不足，其創(chuàng)獲多來自閱歷和悟性。在那些閱歷無法代替或補充訓練的領域（例如自然科學的一些學門），悟性也就難以體現(xiàn)其作用。即使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里，當風尚偏于追隨而輕忽積累之時，“天才”也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奇才”。（把“奇”“怪”一類字冠于“才”之前，通常意味著對才氣的不充分承認。）其實不論天才、奇才，多少都帶些“倒放電影”的味道。那的確是個相對獨特的群體，或許真是難以“復制”；但也和所有群體一樣，兼具高明與平庸。
蓋若要“復制”，則包括讀大學前的經(jīng)歷，意味著大學十多年不招生，這當然是誰都不希望重復的。七七級的學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對那一代人的多數(shù)來說，“文革”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記憶，有點像西方的中世紀。（中世紀是因為后來的人自居“現(xiàn)代”又向往古代而得名，也因此被視為一段“黑暗的時代”。）不過，由于七七級在大學讀書時“文革”尚在“結束”之中，這些人雖被視作“后文革”的學生，卻并未出現(xiàn)多少對“文革”的反思（那些參與“傷痕文學”的或是例外），以至于后來一些對“文革”的“理性”認知，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級人之手。
就整體言，“文革”的暗淡，或也使七七級自身多少帶點“文藝復興”的味道——因為一下子“解放”了很多老教師，包括那些經(jīng)歷過五四的一代，七七級人在課堂上銜接的，往往不僅是“文革”前的學術，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當然，這更多是一種“客觀”的相似，他們中多數(shù)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熱愛希臘、羅馬那樣，對其所銜接的時代亦步亦趨；不少人毋寧像那些年兩套叢書的名稱所提示的，更愿意“走向未來”，也更關注“中國與世界”。
而上述銜接的跨越性，恰也反映在中外學術交往之上。或因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閉關鎖國，中國學界對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論著（包括研究中國的論著），極為生疏，所知甚少。由于這一斷層的存在，盡管我們現(xiàn)在追趕“國際前沿”的速度已經(jīng)相當快，但今日西方的“國際前沿”，正是在那基礎上產(chǎn)生的——其回應、修正和突破的很多問題，就是那個時代的學術取向和學術成果。追趕者若不了解其針對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換言之，七七級的不可“復制”，包括了強弱兩方面。他們中很多都曾上山下鄉(xiāng)，接觸了中國的底層，類似于上過高爾基所說的“社會大學”。這可能是其特有的強項，盡管也僅在一些特定的領域里才是明顯的強項。不過，即使在適用的領域里，也還要不忘上述雙重學術斷層的存在。學問從來是積累的，較具建設性的態(tài)度，是溫故才能知新；即使基于更堅決的“走向未來”態(tài)度，也要推陳才能出新。“故”與“陳”且不知，自然談不上“溫”與“推”，也就大大減卻了創(chuàng)新的基礎。
我自己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總帶幾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經(jīng)過“文學青年”的階段，總有些辦刊物的沖動，等等），又稍多獨立精神（這極不適合于官場，在越來越向官場“傾斜”的學界，也漸不合拍，卻是做好學問的根基），兩者都使這些人容易堅持己見，不夠隨和。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顧現(xiàn)實，堅持獨立而不忘包容，或更能隨順時世。
不過，某次一位年輕人告訴我，在他們眼里，“50后”有著陰暗的一面，因為從提倡階級斗爭的年代過來，不免帶點兒整人害人的遺風。我對此有些保留（至少我自己的同學，見面都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親熱；步入老年，還能開稍帶攻擊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但平心而論，這看法也不無所見、不乏實據(jù)。這也引起我的反思——既曾受過熏染，可能真需要隨時告誡自己，不要無意中墮入舊日窠臼。
七七級這一代人，現(xiàn)在已漸入老境。他們的命途，其實不那么幸運——少小即曾餓飯，中學多未讀完，稍長又顛沛流離；開始事業(yè)闖蕩之時，看重的是資歷；眼看漸有所成，又講究年輕化了。但那些大都是所謂“趙孟能貴”的部分，亦浮云而已。正因比其他時代的人領受了更多生活的艱辛，就更應多識得幾分人生的真諦。至少身心狀態(tài)要努力保持一致，不宜身已老之將至，而心態(tài)仍然年輕，繼續(xù)經(jīng)歷著“成長的煩惱”！
我們的學術狀況，有著特定的國情?；謴透呖己竽菐啄耆氪髮W者，身當十多年的斷裂，的確多些傳承的責任。不過，學術乃集眾之事，總有易代之時。在理工科，學術易代似乎已經(jīng)完成。文科方面，這一代或可多發(fā)揮所謂“傳幫帶”的作用——年富力強的，固不妨“站好最后一班崗”；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恐怕還要盡可能支持新人接班，甚或扶助其“領班”。最好是慈眉側(cè)立，多些旁觀，少些介入。很多事確非人人可為，年輕人卻也未必就做不好?？傄跋嘈湃嗣瘛?、相信后來者，不然，學術又何能前進？
人生不論苦樂，總有很多可以開悟的機會。機會來了，人多有所觸動；然而若無所悟，機會也就過去了。凡事看得遠一點，就少許多近憂。這一代也曾看著那些不放心又力不從心的前輩累得夠嗆，到自己也成了“大佬”，可別失了分寸，永不知老之將至。前人四十就已不惑，我們成熟得晚點，五十、六十總可以了吧。所謂“不惑”，大概就是知所進退，該放手時就放手——
那些難以企及者，可棄若敝屣，不必總在思慮未來。真合己意者，乃幸福之所在，尤當珍惜。肉食者且不論。對讀書人而言，治學本含英咀華，厚積薄發(fā)。含蓄日久，自有一股郁勃之氣，沛然不可遏抑。臨近退休，亦正久積洋溢之時。善養(yǎng)浩然之氣，可補銳氣之不再。充分利用這精力減退而識力增進的時間，做幾件自己想做的事，寫幾本自己想寫的書，又何樂而不為。
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國《發(fā)展心理學》上發(fā)表一文，探討稟性與教養(yǎng)（Nature and Nurture）之關聯(lián)互動，被認為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已成為那一領域不能不提的經(jīng)典論文。我不敢討論該文的內(nèi)容，卻不妨借其題目“說事”。
對任何人而言，稟性都是重要的。常乃惪甚至認為，文學的“偉大與否，全視乎作者個人情感是否偉大”；史學亦然，“必有偉大的生命力者，始得為偉大之歷史家”。但不論我們出身如何，教養(yǎng)都可以讓人改變。（古之所謂教，正在于改變?nèi)?。）唯改變之后，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養(yǎng)之所從來，或可兼具本性與教養(yǎng)之長。
七七級者，稟性千差萬別，更多成就于教養(yǎng)。其共同的特征是：學生多來自社會，閱歷豐富而志趣廣泛；老師也不僅為一校一專業(yè)培養(yǎng)人，而是以天下士的標準為時代為社會育人。與后來人比，七七級的學生多少都有些迂遠而放不下身段，但眼界開放，無論治學從業(yè)，并不十分拘泥；且總是向往獨立，不肯俯仰隨人；又始終保留幾分理想的色彩，故與日趨現(xiàn)實的世風稍感疏離。
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經(jīng)驗之談，但整體言，七七級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chǎn)物，已為天地留此一景，卻無須復制。一個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會甚或歷史上的位置，也就是知了天命。這一代人，其實也和歷史上任何世代一樣，不過守先待后而已。于斯足矣，夫復何求。
（本文摘自羅志田著《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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