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

杜偉生先生是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國家級非物質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40多年。他熟悉中國古籍的各種裝幀形式，不僅掌握了中國古籍各種裝幀形式的修復技術和中國傳統(tǒng)字畫的裝裱技術，能處理在古籍修復工作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疑難問題，同時他對現(xiàn)代精裝書、平裝書的裝訂和修復技術，對歐洲古舊精裝書籍的裝訂和修復技術也比較熟悉。他經(jīng)手修復的古籍，有南北朝到唐末的敦煌遺書數(shù)百件，及宋《文苑英華》、明《永樂大典》和其他一些善本古籍數(shù)千冊。

近日，杜偉生作客北京大學文研院“書志學和書籍史系列”第十三次講座，以“紙和中國古代書籍”為主題，帶我們從材料和工藝過程角度，重新認識整個中國以紙為載體的文明進度體系。

紙發(fā)明前的書籍載體

杜偉生首先從紙發(fā)明前的書籍載體講起。這一階段人們主要在竹簡、木簡及帛書上書寫，簡帛書籍是當前已知我國古代正規(guī)書籍的最早形態(tài)。簡冊書籍，商周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渡袝ざ嗍俊菲性形髦艹跄曛芄嬲]殷遺民的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薄皟浴本褪怯煤喸庍B而成的書籍。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冊”字，說明當時就已經(jīng)有編連成冊的書籍了。

簡冊的編連有先編后寫和先寫后編兩種類型。先編后寫的簡冊大多是一些儒家經(jīng)傳或者典重的官方文書。先寫后編的書籍則多見簿記文書。竹簡和木簡的使用差異，一般字多的時候寫在竹簡上，如果字比較少，一般寫在板牘上。《禮記·聘禮》中說：“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的“策”和“方”，如東漢鄭玄所說，“策，簡也；方，板也”。說的就是竹簡和板牘的用法，百字以上的寫在竹簡上，百字以下寫在板牘上。現(xiàn)在“名人手札”“尺牘”的說法都是由此得來。

劃有欄線的帛書，來自湖南省博物館

竹、木簡之后帛書出現(xiàn)，有的帛書劃有欄線，上下那兩條粗的邊線，其實就是象征著編連竹簡那個線繩。下面那些細的其實象征著竹簡之間的縫隙。現(xiàn)在叫行格，實際上這些線都是竹簡的遺意。

簡策和帛書的裝幀形式都是，先將所有書葉連接成一個長條，紙張較厚的就像簡策一樣直接卷起，紙薄的就模仿帛書加個小棍當軸，然后再卷，也就是所謂的“卷裝”。

竹筒和漆木箱：帛書既可以有卷軸卷束，也可以折疊后放在裝具中。常見的裝具有竹笥（即竹篾編織而成的小盒子）和漆木盒。

而以最為大眾所知的馬王堆帛書為例，杜偉生提及，很多人重視帛書的文字，其實它的裝幀形式更有價值。它當時是一葉一葉排起來的，就放在一盒里。這種形式實際上已經(jīng)不是卷裝了，這是中國古代書籍冊葉制度的開始。除了書葉沒裝訂在一起，這部書已經(jīng)具備了冊葉制書籍的所有要素。

紙的發(fā)明與裝幀方式的發(fā)展

“紙是一種平整、均勻的薄片狀纖維制品，是書寫、印刷的載體?！痹谡劶吧鲜霈F(xiàn)代紙的定義時，杜偉生指出，早些年在定義里還要加“植物纖維”，但隨著市場上化纖紙的流傳，紙的定義也隨之發(fā)生變化。也因此，紙是一種與時代關系特別密切的材料。

紙的發(fā)明，傳統(tǒng)來說，東漢蔡倫總結以往的造紙技術，加以改進，并于元興元年（105）將其改良方法上奏?；实奂紊破淠?，蔡倫造紙之法乃得推廣。從技術史的層面來講，竹紙即竹纖維（莖稈）造紙技術的發(fā)明，才是中國造紙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為后世用木材造紙?zhí)峁┝思夹g上的準備。

蔡倫造紙

至于竹紙出現(xiàn)的時間，杜偉生根據(jù)現(xiàn)存材料指出，竹紙在唐代尚未看到。國家圖書館館員易曉輝補充了一種說法，根據(jù)文獻記載有一部分人認為竹紙起源于隋唐。但為什么我們現(xiàn)代看不到竹紙的實物，這其實跟竹紙原材料特性有關，竹子原材料木質素含量較高，不太耐老化。

而為什么不太耐老化的竹紙在宋以后能夠保存下來？因為在這個時期紙質技術上有了革新。在宋以前，竹子重要用于生活，還沒有登堂入室到文化領域里。到了宋代，竹紙剛好趕上印刷術問世，需要大量的紙張，傳統(tǒng)的皮紙等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兩種技術互相促進，促進竹紙為大批量生產(chǎn)和保存革新技術。

此外，紙的質量優(yōu)劣、薄厚，制作是否精良，直接影響書籍的裝幀形式和使用壽命。在宋代以前，書籍多用手寫，用紙一般都比較厚，大多在0.8-0.13毫米之間，這時的書籍多采用卷裝形式。到了宋代，印刷術蓬勃發(fā)展，書籍生產(chǎn)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這時，為了降低書籍的制作成本，書籍用紙比唐代就薄了很多，一般在0.06-0.08毫米，最薄的已經(jīng)達到0.05毫米左右。

由于書葉較薄，書籍如果還采用卷裝的形式，在卷收時就會有一定困難。這樣，書籍的裝幀形式也隨之發(fā)生變化，由卷裝改變?yōu)閮匀~式的蝴蝶裝，以后，為適應更薄的書籍用紙，加快書籍的裝訂速度，包背裝，線裝等裝幀形式逐漸發(fā)展起來。

裝幀形式之間的聯(lián)系 

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主要有簡策、卷軸裝、經(jīng)折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隨著書籍制作材料的變化、制作工藝的發(fā)展，書籍裝幀形式不斷演變，更加有利于人們的閱讀和圖書的保存保護。在講到帛書裝具的時候，杜偉生提到，中國的書，每種裝幀形式之間都是有聯(lián)系的。

像紙書出現(xiàn)以后，繼承了簡策、帛書的裝幀形式，也就是所謂的“卷裝”。卷裝是中國古代書籍中常見的裝幀形式。宋末，為保護書籍和增加書籍的觀賞性，出現(xiàn)了在卷裝書籍四邊接鑲綾、絹等絲織品，經(jīng)過繃平、砑光，然后加裝天、地桿的裱件形式。橫向展閱的裱件成為“手卷”，豎著懸掛欣賞的，則稱為“立軸”或“掛軸”。直到今天，我國書法和繪畫作品的裝幀，一般還沿用這種形式。

卷軸裝的唐代寫本

冊葉書籍是我國古代書籍裝幀發(fā)展的最后階段，也是中國古代書籍中最優(yōu)代表性的裝幀藝術。冊頁書籍的主要特征是由許多單張書頁為單元集合裝訂成冊，也是與舒卷展讀的簡帛及卷軸書籍截然不同的書籍形態(tài)，是我國書籍裝幀史上的一次革命。

冊葉書籍主要包含梵夾裝、經(jīng)折裝、旋風裝或曰龍鱗裝、縫綴裝、線裝等諸多形態(tài)。梵夾裝這種形式最早見于以梵文書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的古印度佛教經(jīng)典，傳入中國后，主要流行于隋唐時代的中原地區(qū)。梵夾裝按順序將寫好文字內(nèi)容的貝葉疊好，上下分別用一張板夾住，打孔穿繩。另外，梵夾裝不是寫上去，而是刻上去，用帶有針的筆刻上去，刻完之后，沾上紅油或黑油涂抹，從筆尖劃開的地方滲入，就成了紅字或黑字。

傣文貝葉經(jīng)（梵夾裝）

經(jīng)折裝是在梵夾裝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做法是將寫、印好的書葉先粘連在一起成一長條形，再按固定規(guī)格左右均勻折疊，然后在首尾兩葉紙上各粘上一張厚紙作為書皮。由于佛、道經(jīng)典多采用這種裝幀形式，所以稱“經(jīng)折裝”。經(jīng)折裝也是中國古代書籍中比較常見的裝訂形式，在古裝電視劇中經(jīng)常能夠看到。

經(jīng)折裝

唐末五代時期還流行一種介于卷軸裝和冊葉制裝幀之間的裝幀形式——“旋風裝”。根據(jù)文獻記載和現(xiàn)存敦煌遺書中的實物來看，將粘連在一起的書葉從卷尾向卷首按一定規(guī)格反復折疊，卷首作為底紙稍長，左側折口集齊并固定，用棍夾住，打眼穿線；或單張雙面書寫的書葉順序集齊，放在一張底紙上，左側直接用線裝訂；展閱時書葉排列有序，收藏時以集齊的一側作為軸心卷起。旋風裝已基本具備冊葉制書籍的一些特征，書籍展閱時可“逐葉翻看”，卷收時“正作旋風葉卷子”，可以說“旋風裝”是對卷裝書籍的一種改良。

龍鱗裝

唐代“縫綴裝”也曾短暫流行，“縫綴裝”的外觀接近現(xiàn)在精裝書，最大的差別是裸脊。在講到開現(xiàn)代精裝書籍的先河的“縫綴裝”書籍的裝訂技術時，針對現(xiàn)在“精裝書是從西方傳來”的說法，杜偉生提出一種質疑猜想：其實西方精裝書是“縫綴裝”從中國，傳到中亞，再傳到歐洲。依據(jù)是西方書籍裝幀方式從卷裝到精裝，中間有真空，而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方式，是彼此連貫可依的。

《八陽神咒經(jīng)》（縫綴裝）的封面

而同現(xiàn)代平裝書外觀最近接的是“包背裝”，最典型的包背裝的書就是《四庫全書》。包背裝的折葉方式和蝴蝶裝是相反的，把書葉無字的一面對折，有字的一面向外，然后裝訂。外觀和現(xiàn)在的平裝書完全一樣，平裝書和包背裝古書的區(qū)別就是平裝書是一張書葉印成兩面成為兩頁，包背裝古書是把一張書葉對折成兩面，只有這一個區(qū)別。

《四庫全書》

線裝的起源很早，唐五代就有了，杜偉生提到，自己在法國看到發(fā)藏敦煌遺書里面就有線裝的，其定線的方法和今天的線裝基本一樣?，F(xiàn)在線裝書一般四眼線，敦煌遺書里的線裝是三眼線，就上下各打一個眼，中間打一個眼，用單股麻線縫起來，除了訂線眼位的數(shù)量以外，其他的和常見的線裝書完全一樣。

明中葉以后，為適應書籍的頻繁翻閱，線裝開始盛行。線裝和包背裝的折葉方式一樣，書脊外露，釘眼穿線，裝訂成冊，線裝是明中葉以后中國古書最常見的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出現(xiàn)對中國古代書籍的意義，一是簡化了裝訂工序，而是提高了勞動效率；三為書籍的大規(guī)模生產(chǎn)提供了技術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