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繪畫史,牡丹受到歷代藝術家的青睞,成為重要的繪畫表現(xiàn)題材,在任伯年的花鳥畫中亦不例外。但與之不同的是,任伯年筆下的牡丹花既融合了徐渭、八大山人式的縱情飄逸,又體現(xiàn)著陳淳、華喦、南田式的溫潤清新,一洗時習,別開生面,寫花傳神。正如德國美學家伽達默爾所言:“美學的解釋使命就是在藝術經驗中去再造和組合作品的意義。”于任伯年而言,他的偉大之處恰恰在于對傳統(tǒng)繪畫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這使得他擺脫時代的藩籬,走向現(xiàn)代藝術的轉型。任伯年以自己對“以書入畫”的深刻理解和將民間繪畫與文人畫、中方與西方藝術的有機結合以及對畫面意境的營造,以古為新,中西結合,使書畫藝術貼近人民生活,開創(chuàng)了符合時代審美的小寫意牡丹畫風,清奇麗,雅俗共賞,對近現(xiàn)代的牡丹畫法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