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合浦港的考古學研究

　　歷經(jīng)60年的合浦漢墓發(fā)掘以及自2002年以來展開的大浪漢城址和草鞋村漢城址發(fā)掘，不僅出土了眾多珍貴的文物，還發(fā)現(xiàn)了居址、碼頭之類的重要遺存，更為難得的是從中提供了大量反映漢代合浦港的歷史信息。作為近20年來合浦漢墓、漢城址發(fā)掘工作領隊，熊昭明在歷年田野考古的基礎上，對這批資料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觀察與思考?，F(xiàn)在，他將其主要的學術(shù)資料和重要的學術(shù)觀點凝集成這本《漢代合浦港的考古學研究》。昭明特囑我為之作序，我是非常樂意的。眾所周知，合浦是海上絲綢之路早的始發(fā)港之一，這不但在《漢書·地理志》中有明確的記載，而且得到了考古實物的印證。合浦借緊鄰東南亞、江海相連等自然地理之便，很早就開始了海外交往，至漢武帝時，更是正式開通一條從這里出發(fā)的官方遠洋航線。航線始自合浦郡的徐聞、合浦兩港，經(jīng)由馬來半島，抵達今印度和斯里蘭卡。之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合浦都是兩廣進入交州的樞紐之地，中原入交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大都以合浦為中轉(zhuǎn)站。歷年合浦港的考古發(fā)現(xiàn)，引人矚目之處，自然是漢墓出土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若干文物，尤其以各種精美的珠飾、玻璃器、波斯陶等，具濃郁的外域特色。兩城址的發(fā)現(xiàn)也很重要。城址不但揭示了合浦漢代聚落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墓葬群一起，還可對漢代合浦社會做出初步復原，且早期的港口往往與城連為一體，因而對于推進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意義不言自喻。昭明為了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合浦漢墓出土的這批考古資料，做了許多前期積累。除按照考古學的通則以考古報告、簡報的形式盡可能客觀、詳細地公布考古材料之外，他還通過與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李青會博士之間的合作，對合浦漢墓中出土的珠飾進行了測試分析。這項工作不是用所謂“科技考古”來裝點門面，而是考古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之間形成的真正密切的合作：昭明選取珠飾樣品供李青會做成分測定之后，一同根據(jù)出土背景進行考古學綜合分析，探尋其源流，形成他們2011年合作出版的《廣西出土漢代玻璃器的考古學與科技研究》一書以及其后發(fā)表的多篇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論文。這些形形色色的珠子，既有直接從外域傳人，也存在不同地區(qū)仿制的，不同的原料、工藝和燒制方式與考古學類型學的分析珠聯(lián)璧合，確實讓人透過這些“蕞爾小物”看到了當時人類文明交往的“大干世界”。昭明并不滿足于他既有的研究成果，一直把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作為線性文化遺產(chǎn)，置于時空背景更為宏大的中西海路交往中探究。為此，他和四川大學呂紅亮、趙德云等青年學者合作，著手收集、翻譯同一時期東南亞、南亞地區(qū)歷年來發(fā)表的重要考古資料，將其與合浦漢墓出土文物進行比較研究，探討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的貿(mào)易關系和文化交流。昭明還注意到，合浦漢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考古學文化面貌雖與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但以漢文化為主體，還與同時期兩廣、兩湖、江浙、西南等地區(qū)考古學文化之間存在著程度不等的聯(lián)系，甚至影響到合浦與內(nèi)陸地區(qū)陸上交通的若干方面，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歷史原因，是統(tǒng)一的漢帝國背景之下各個區(qū)域文明之間文化往來更加頻繁、文化交流更為深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正在逐漸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學標志之一。他所提出的一些觀點，都有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所進行的推論言之有物，持之有理，令人信服，既體現(xiàn)出考古工作者嚴謹、認真、客觀、科學的工作態(tài)度和工作方法，也體現(xiàn)出作者深厚的歷史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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