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

　　《武帝文教與史家筆》基于對司馬遷《史記》的閱讀和思考，作者董成龍在多年潛心閱讀經(jīng)典的基礎上，整理出一條貫穿三皇五帝至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線索，根據(jù)這條線索，又反觀司馬遷的史家筆法及其背后的心法。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jīng)漢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捍衛(wèi)祖制，未能成行；終于漢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歷，改用太初歷，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歷創(chuàng)制（天人之際），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關系）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

　　董成龍，法學博士，現(xiàn)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紀之后的立國與立教。主編“世界史與古典傳統(tǒng)”譯叢，編譯著作《大學與博雅教育》、《德性與權力》。代表作品： 《清民變局中的政治儒生與國運情懷》、《共和與君主》、《梁漱溟的“建國運動”》、《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等論文，《排他性共和主義與非君主制共和國》等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