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我們的思想要開始“說話”,但絕不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說“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說話”中顯示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亦即我們據(jù)以形成我們共同記憶的“理想圖景”,我們據(jù)以生成出對中國之認同的“理想圖景”,以及我們據(jù)以想象中國未來的“理想圖景”。 對“理想圖景”的強調,在根本上意味著要把一個被速蔽的、被無視的、被忽略的關于中國人究竟應當生活在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之中這個重大的問題開放出來,使它徹底地展現(xiàn)于中國人的面前,并且“命令”我們必須對它進行思考和發(fā)言,而絕不能淪為只當然地信奉“西方理想圖景”之權威的“不思”的一大堆。 因此,世界結構中的“中國”的實質不在于個性或與西方國家的不同,而在于主體性,在于中國本身于思想上的主體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種根據(jù)中國的中國觀和世界觀(亦即一種二者不分的世界結構下的中國觀),并根據(jù)這種中國觀以一種主動的姿態(tài)參與世界結構的重構進程。 簡言之,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中國不僅必須是一個“主權的中國”,而且還必須是一個“主體性的中國”!這一探尋中國主體性的努力,可以說是中國當下思想的最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國當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