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與政黨制度

　　作為多黨制的一種特殊形式，獨大型政黨制度一直是比較政黨研究的重點。實行獨：大型政黨制度的國家的政黨結構的變化，為政黨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課題和空間。印度獨立以來所形成的國大黨的一黨獨大體制，長期被看作有助于實現(xiàn)多元分裂結構之間的妥協(xié)和整合，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社會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體系得以維系的重要因素。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大黨一黨獨大體制崩潰。政黨競爭的多元化和地方化并沒有使得后國大黨時代的印度政治走向分裂。在經(jīng)歷了政黨聯(lián)盟的分化組合和短暫的政治動蕩后，印度的政黨制度正在朝著穩(wěn)定的兩大黨制下的多黨競爭格局發(fā)展。本書以印度政黨制度演變的過程為分析對象，考察不同階段社會結構對政黨競爭的影響，從而揭示社會結構與政黨制度的關系?！渡鐣Y構與政黨制度：印度獨大型政黨制度的演變》的結構吩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紹政黨制度研究的兩種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社會分析方法，針對印度政黨制度的特點，本書將研究的視角主要集中在社會結構方面。通過對印度社會的分裂結構進行客觀的考察，闡述這些分裂結構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即政黨總是代表一定的社會結構：是特定的社會結構在政治上的反映。印度在獨立后的五十多年時間里，社會結構發(fā)生了一定的變化，而政黨制度也從國大黨一黨獨大的體制轉向兩大黨制下的多黨競爭格局。第二章以印度國大黨一黨獨大體制的演變過程為分析對象，探討在分裂的社會中，一黨獨大體制的困境。在印度獨立后的相當長時間里，國大黨得益于其在獨立運動中的歷史傳統(tǒng)和兼容并包的路線，建立起了獨大型的政黨制度。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獨大型政黨制度最終崩潰。國大黨衰落的原因有它自身組織建設的失敗、協(xié)商一致傳統(tǒng)的破壞、有效性的缺失，更主要的原因則存在于印度的社會分裂結構。國大黨是作為一個主要根植于地方分裂結構的政黨而出現(xiàn)。它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在不同的邦表現(xiàn)得都不一樣：某些種姓、階級和種族群體在一個邦是國大黨的支持者（如在北方邦），而在另一個邦則支持國大黨的反對黨（如在喀拉拉邦）。這些次級的分裂結構并沒有擴展到全國范圍。國大黨是在最初的獨立運動和獨立初期的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利用它的象征地位和組織聯(lián)系克服了這種困難，而反對黨則沒有這種資源。到80年代以后，隨著現(xiàn)代化發(fā)展帶來的政治發(fā)展，政治動員及參與的方式和結果發(fā)生變化。印度的社會分裂結構不是趨向于整合而是在政治上更加極化，基于分裂結構的認同越來越成為政黨賴以生存的基礎，企圖通過走全方位路線的國大黨無法同時討好來自左右兩邊的支持者而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第三章主要從印度人民黨的崛起和人民黨的短暫歷史，分析國大黨一黨獨大體制衰落過程中聯(lián)邦政黨結構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國大黨在世俗主義路線上的退卻，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活動逐漸獲得主流政治認同而取得合法性。作為這種社會心理變化的結果，印度社會形成了一種以“印度教認同”為特征的思想浪潮。印度人民黨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正是對80年代印度社會思潮變化的反映。在獨立后的四十年中，國大黨政府沒有把印度從一個落后的、宗教對立的國家轉向一個真正發(fā)達的、世俗主義的國家。它也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宗教、種姓、民族的沖突使得在形式上統(tǒng)一的印度社會實際上依然面臨著嚴重的分裂。與此同時，基于古老傳統(tǒng)和本土特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印度人民黨興起的最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印度社會所發(fā)生的結構變化。無論是人民黨、共產(chǎn)黨，還是其他的像人民黨這樣的中間偏左的政黨，對印度問題的解決都沒有離開國大黨的民族主義道路，它們最終不可避免地要跟著國大黨走，從而無法成為國大黨的替代力量。而印度人民黨則依靠其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成為一黨獨大體制衰落后國大黨的主要競爭者。第四章主要探討地方政黨發(fā)展對印度獨大型政黨制度演變的影響。地方政黨的形成與發(fā)展，與獨立以來社會經(jīng)濟的利益分化和結構變化相關。在“綠色革命”中興起的新興勢力、種姓結構的變化、宗教勢力在政治上的復興等，都促成了不同社會集團以組織政黨的方式影響政治的運作，在各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黨制度。隨著國大黨在中央政府中一黨獨大地位的衰落，人民院中全國性政黨實力的整體下降，聯(lián)邦“懸浮議會”下的地方政黨越來越成為印度政壇中的重要政治力量。一方面，從印度聯(lián)邦的權力結構來看，地方政黨改變了議會的權力結構，它瓜分了全國性政黨的選票，影響著聯(lián)合政府的組成和穩(wěn)定。另一方面，地方政黨在邦一級與全國性政黨展開競爭，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政黨結構模式，使得印度的政黨政治走向地方化，大大改變了獨立以來的聯(lián)邦一邦權力結構關系，并有可能使未來的印度聯(lián)邦一邦關系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第五章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獨大型政黨制度衰落后印度政黨制度的走向。隨著國大黨一黨獨大體制的衰落，印度政黨政治進入了一個多黨競爭和聯(lián)合政府的時期，表現(xiàn)為兩大黨制下的多黨競爭格局。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成為主要政治中的兩極，是政治權力的主要競爭者。而地方政黨在聯(lián)邦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使得它們成為多黨政治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舊的政黨體制被打破，政黨結構的分化和重組、政黨政治中的一致與沖突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反映。宗教、種姓、民族、階級等分裂結構相互交叉重疊的社會，使得在政黨競爭的結構中，每一個行動者都無法依靠自身的社會基礎建立起絕對的多數(shù)地位，而必須與其他勢力妥協(xié)或結成聯(lián)盟。受多黨競爭和選舉政治的制約，90年代中期以后，政黨之間的競爭逐漸從無序化狀態(tài)轉向妥協(xié)與合作。隨著兩大黨制下多黨競爭格局的確立，印度政黨政治逐漸走向穩(wěn)定。通過對印度獨大型政黨制度演變的考察，可以得出本書的兩個一般性結論：（1）在多重分裂的社會結構下，如果社會的分裂結構不是趨向于整合而是在政治上更加極化，獨大型政黨制度就無法長期維持下去；（2）獨大型政黨制度崩潰后政黨結構的變化受到社會分裂結構特征的影響。第一，如果該社會的分裂結構是相互交叉重疊的，那么在獨大型政黨體制崩潰后，政治中的行動者可以建立新的政治聯(lián)盟，形成新的穩(wěn)定的政黨結構。第二，如果社會的分裂結構提供了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不同政黨結構的機制，將會減少獨大型政黨制度演變給政治體系穩(wěn)定性帶來的壓力，在新的政黨結構形成過程中，存在更有利于趨向新秩序的因素。

　　陳金英，湖北省蘄春縣人，現(xiàn)為上海對外貿(mào)易學院法學院副教授。2001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政治學專業(yè)，獲法學學士學位；2004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外政治制度專業(yè)，獲法學碩士學位；2007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外政治制度專業(yè)，獲法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政黨政治、印度政治制度等方向的科研與教學工作。代表性論文：《兩大黨制：印度多黨制分析》、《獨大型政黨制度：定義、類型及其運作》，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南亞研究季刊》、《國際論壇》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