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主要關注階級、階層、社會經濟地位、種族等客觀因素對于兒童政治社會化的影響，而本書通過對農民工子女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對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與行為模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冻鞘谢暮⒆樱恨r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試圖回答以下問題：首先，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是通過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在其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其次，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與行為模式的？最后，如果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會對他們政治觀念與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那么，圍繞身份差異而形成的政治態(tài)度與行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農民王子女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對自主的底層文化？如此一來，看似后現(xiàn)代的“認同政治”就與政治學的傳統(tǒng)議題一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階級再生產——緊密地勾連在一起。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學校、國家（包括基層政府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社會干預（NGO、志愿者）是農民工子女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媒介。農民工子女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學習與事件化的政治學習兩種機制，前者主要型塑他們的價值觀，后者則更多地影響他們的知識庫存。對于農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發(fā)揮了更加突出的作用。第二，農民工子女與政治社會化媒介的互動過程，往往是圍繞著身份的確認與否認、斗爭與妥協(xié)而展開的，也就是說，政治社會化是以身份生產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社會結構與具體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權宜性結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動，一種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運作了。身份認同從來不是自由意志的表達，而是始終存在于特定的權力結構之中。當農民工子女試圖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時，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體和國家治理行為的制約，防御性認同和進取性認同便應運而生。本書用“運作性認同”來表述農民工子女身份生產的這一特性。第三，通過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與公辦學校的比較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就讀于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學習積極性高于前者，但他們卻更為強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會的歧視，對個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觀，其成長過程中存在顯著的“天花板效應”，也就是說，他們由于對社會流動的預期很低而自動放棄學業(yè)上的努力。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則盛行“反學校文化”，如果說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是因為低預期而選擇“自我放棄”，那么，這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反學校文化”并不是因為自暴自棄，恰恰相反，他們常常為自己離經叛道的行為感到自豪。通過否定學校的價值系統(tǒng)、蔑視校方和教師的權威，他們一方面獲得了獨立與自尊，另一-方面則心甘情愿地提前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但是，反學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獨立的底層文化，對調查問卷的分析顯示：一些農民工子女對基本社會規(guī)范的接受程度與城市兒童相差甚微，價值傾向基本一致，只不過城市兒童的態(tài)度更趨近于政治正確性，也就是說，而對于主流價值觀認可的觀點，城市兒童表示更強烈的支持；而對于主流價值觀奄定的觀點，城市兒童表示更堅決的反對。簡言之，與城市兒童相比，一些農民工子女與主流價值觀表現(xiàn)出輕微的疏離，但他們并沒有站在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他們與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現(xiàn)在知識庫存：在遭遇群際沖突事件之后，一些農民工子女會對這些事件進行加工，將其整理為相應的“故事”，當日后再出現(xiàn)類似的事件時，這些生活記憶所構成的知識庫存將成為他們判斷和行動的依據(jù)。論文的最后一部分還討論了相關命題與概念的適用范圍，在超越個案的同時避免過度夸大結論的解釋力，一方面揭示了農民工子女政治社會化的深層機制，另一方面也補充和修正了政治社會化的一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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