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寫《廖承志與日本》時,有以下想法。首先,想通過廖承志與日本的關系,部分地反映近百年的中日關系史。廖承志可謂中國人與日本關系最深者,他把日本稱為第二故鄉(xiāng)。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東京,青少年時期在日本上學生活11年,20年代在日本參加中共“東京特支”革命活動,曾經兩次被捕,進行英勇斗爭。1928年在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留學時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被日本當局拘捕并驅逐出境。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中,他于1937年春在延安主辦《解放》周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同年冬,黨中央派他到香港主持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抗戰(zhàn),指導東江和瓊崖游擊隊迅速發(fā)展,組織名聞世界的秘密大營救,使大批文藝界名人脫險。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對日工作,在開展“民間外交”發(fā)展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爭取改善兩國關系,促進中日邦交正?;途喗Y《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尤其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他的經歷與辛亥革命之后的中日關系史密切相連,正如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宮崎世民所說:“如談論日中友好關系的發(fā)展,離開廖公是無法談的。”在這段中日關系中,我們力爭寫出孫中山、宋慶齡和廖仲愷、何香凝,還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毅、郭沫若、南漢宸等給予廖承志的教誨;寫出松本治一郎、西園寺公一、片山哲、淺沼稻次郎、石橋湛山、松村謙三、竹入義勝、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園田直和很多有識之士與廖承志的交往、友誼、互信、合作。希望讀者能通過這些史實,深度地感受廖承志與日本和他所領導的對日工作。第二,我們試圖寫出對日工作機制。中日民間外交,是中日關系的一大特點,也是國際關系中的一大創(chuàng)舉,是根據當時中日兩國人民所處的國內、國際形勢而展開的。它從經濟、文化交流開始,逐漸積累和創(chuàng)造條件,來推動官方關系的前進。為此,國務院設立了外事辦公室,由陳毅、廖承志任正副組長。外事辦公室下設日本組,由廖承志召集各部門有關日本的涉外干部開會,傳達、討論、研究、學習對日方針政策和對日工作,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達,下情可以迅速上報,會議的決定可以落實到行動,行動中遇到了問題可以及時解決的機制。與會者基于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對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日本工作和制定對日政策的崇敬和愛戴,對廖承志同志的愛戴和領導藝術的心悅誠服,對從事對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榮感,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富于行動和實踐,從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發(fā)揮各部門的對日工作力量。書中列舉趙安博、孫平化、王曉云、肖向前等同志奮力開展對日民間外交的事跡,說明對日工作機制的重要意義。第三,我們想努力寫出廖承志的魅力。廖承志是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中外人士異口同聲稱贊他談吐文雅,才華橫溢,風度瀟灑,豪放幽默,心胸寬廣,肝膽照人,坦率誠懇,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