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jīng)·千字文

　　《三字經(jīng)·千字文》（中英文對照）堪稱是在中國廣為流傳、影響深遠的蒙學(xué)著作，其作者一般認為是南宋碩儒王應(yīng)麟（1223-1296）。但實際上早在王應(yīng)麟之前，《三字經(jīng)》的雛形就已出現(xiàn)，如宋人項安世曾道：“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三字訓(xùn)》之類?！薄俄検霞艺f》項安世早生于王應(yīng)麟一百多年，故《三字訓(xùn)》可看作是《三字經(jīng)》的前身。不管怎樣，鑒于早期的《三字經(jīng)》敘述歷代興滅僅至宋代，故可斷定《三字經(jīng)》的最早成稿年代應(yīng)在宋元時期。因此，說《三字經(jīng)》的作者為宋人王應(yīng)麟，料無大謬?！度纸?jīng)》問世之后即風靡華夏，成為宋代以后中國廣為采用的蒙學(xué)讀本，可以說，時至今日，未讀過《三字經(jīng)》的漢家蒙童恐怕寥寥無幾。隨著《三字經(jīng)》影響的日漸擴大，對《三字經(jīng)》的注釋和增益也不斷出現(xiàn)，特別是明清以來，不僅《三字經(jīng)》的注釋本、注音本、繪圖本日漸增多，而且其內(nèi)容也隨著朝代的更替而不斷增益，產(chǎn)生出各種不同的增補本，其中流傳最廣的，應(yīng)推清道光年間賀興思編纂的《三字經(jīng)注解備要》，故筆者選用的《三字經(jīng)》原文，就是賀興思的注解備要本。隨著《三字經(jīng)》影響的日益擴大，對《三字經(jīng)》的翻譯也開始逐步展開。早在清朝前期，為了便于《三字經(jīng)》在滿蒙等族中流傳，《三字經(jīng)》開始被譯成滿文和蒙文，其中以陶格敬譯的《滿文三字經(jīng)》和菘巖富俊譯的《蒙漢三字經(jīng)》影響較大。另外，至清末時期，《三字經(jīng)》也開始被譯成外國文字，逐漸流傳海外，其中影響較大者，有衛(wèi)方濟的拉丁譯本，儒蓮的法譯本，和裨志文、翟理斯和艾泰爾的英譯本。以上譯本固然出自西洋人士之手，其語文表達固然無可指摘，但該譯者的非漢語文化語境，自然使他們對夏傳統(tǒng)文化的真諦缺乏足夠的了解，故對《三字經(jīng)》所蘊含的文化精髓的把握不免會帶有因文化隔閡而產(chǎn)生的某些偏頗。鑒于此，在當今中西文化全面交匯的時代大勢下，站在華夏文化語境的角度對《三字經(jīng)》進行更為準確的解讀與傳譯，是一項既必要又極有意義的任務(wù)。《三字經(jīng)》之所以一經(jīng)問世便流傳不衰，其要有二：一、具有瑯瑯上口的韻律美感；二、具有言簡意賅的教化功用。從理論角度而言，翻譯《三字經(jīng)》，既應(yīng)傳達出原文的韻律美感，也應(yīng)傳達出原文的教化功用，這樣方能盡善盡美。而從翻譯實踐的角度而言，在跨文化語境的語言轉(zhuǎn)換中，這種試圖盡善盡美的譯事目標卻極難達到，因為，欲傳達《三字經(jīng)》原文的韻律美，自然以韻文譯之為佳，但若斤斤于韻腳之穿鑿，實有因聲傷意之虞，美則美矣，難于盡善；而欲再現(xiàn)其言意間的教化功用，自然以達意傳實為上，但若亟亟于言意之究竟，恐又有以意害韻之嫌，善則善矣，卻難于盡美。善美難以兩全之際，譯者往往不得已而求其次，或彰其美聲而損益其辭．或顯其實意而放任其韻。今以散體譯文呈獻讀者，求其達意也。質(zhì)言之，譯事之妙，惟在二心：自心，他心。自心即經(jīng)營譯事之勇猛精進心。他心即體貼讀者之方便分別心。二心合一，譯事之至也?！肚ё治摹肥蔷嘟窦s1500年前，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編成的，編者為梁朝散騎侍郎、給事中周興嗣。據(jù)《梁史》以及其他一些史書記載，梁武帝為了教子讀書，令一位名叫殷鐵石的文學(xué)侍從，從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手跡中拓下一千個不重復(fù)的字，每紙一字；但是這么多字雜亂難記，梁武帝召來自己最信賴的文學(xué)侍從周興嗣，命其將這些字組織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啟蒙讀物。周興嗣苦思冥想了一整夜，將這一千字聯(lián)綴成一篇構(gòu)思精妙、內(nèi)涵豐富的四言韻書。據(jù)說，周興嗣因用腦過度，次日已須發(fā)皆白。自此以后，《千字文》就成了一部廣受歡迎的童蒙識字讀本。《千字文》每八字一行，從內(nèi)容上看，可以分為四部分：第一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至第十八句“化被草木，賴及萬方”為第一部份；第十九句“蓋此身發(fā)，四大五?！敝恋谖迨痪洹皥猿盅挪?，好爵自靡”為第二部份；第五十二句“都邑華夏，東兩二京”至第八十一句“曠遠綿邈，嚴岫杳冥”為第三部份；第八十二句“治本于農(nóng)，務(wù)資稼穡”至倒數(shù)第二句“孤陋寡聞，愚蒙等消”為第四部份。最后一句“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沒有實質(zhì)含義，單列出來。第一部分勾勒了宇宙形成和文化演進的概貌：第二部分重在講述人的修養(yǎng)和美德，可以看出主要出于儒家的教化傳統(tǒng)；第三部分敘述了居廟堂之高者的豪華生活和文治武功，還描述了廣袤秀美的中華國土；第四部分最長，主要描述處江湖之遠者的田園生活和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藝。在英譯的過程中，譯者采用了三重策略。首先是直譯，基本上一字一詞，只有少數(shù)例外，目的是為了突出原文作為識字讀本的功能。意譯部分將直譯部分零散的單詞重新加以組織、變換和潤色，以符合英語文法和實現(xiàn)上下文的有機聯(lián)系。另外添加的注釋則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識，以便于英語讀者理解。作者希望，通過對比直譯和意譯兩部分，英語讀者可以更好地把握漢語的特點。另外，為了讀者能夠更好地學(xué)習《千字文》、鑒賞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們在此還復(fù)制；了王羲之的行書真跡，雖然千載之下，每一個具體的字也許不是當年梁武帝所選用的。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天地玄黃”之中的“玄”字，我們尚未在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中找到，只好用同義字“元”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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