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韓退之、李習之、趙宋司馬君實與二程對后來被稱為“四書”的古代文獻已經重視有加。特別在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書》為士子必讀、熟讀之書。因為不這樣，莘莘士子就沒有進身之階。當時統(tǒng)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書》里，土人讀好了《四書》，才會得到賞識。明清兩朝已有少數人反對《四書》的孔孟之道，嘲笑讓《四書》禁錮了頭腦的儒生。清亡之后，《四書》宣揚的孔孟之道遭到兩次大規(guī)模的嚴酷的批判：一次在上世紀的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另一次在上世紀的“文革’’時期。經過這兩次大批判，特別在后一次“革命”之后，《四書》在掃除之列，地位一落千丈，這個命運與《五經》一樣。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中，不知《四書》為何物者居多。可是時至今日，不知《四書》為何物的中學生不多了。大多數中學生知道：《四書》（又稱《四子書》），就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合稱?！墩撜Z》一書大多是孔子的話，《孟子》一書大多為孟軻的議論。知道寫《大學》者傳為孔子學生曾參，寫《中庸》者為孔子之孫孔伋（字子思）的中學生也很不少。不是因為《四書》又成了讀書人找出路的階梯，而是因為《四書》宣揚的思想的大部分畢竟應該歸屬于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遺產，這是《四書》與《五經》相同的地方。如果不是這樣，現代國民（包括肩負中華民族希望的年青人）怎么會接受《四書》之類的古籍？改革開放的現代中國要《四書》（還有《五經》）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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