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蘭社到《現(xiàn)代》

　　魯迅的突圍，從對“文學”的重新想像開始。在林希雋輩那里，所謂的“文學制作”、所謂的“嚴肅的工作”，“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要有所不談；范圍要有限制。這‘嚴肅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藝’，普通叫‘八股’”。而魯迅以為，“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魯迅在這里強調雜文品格的嚴正和雜文家創(chuàng)作的認真，“小小的顯微鏡”與“高大的天文臺”交鋒的背后，魯迅更是在用一種反本質化的“文學”建制，去解構林希雋等人以西方“文學概論”為標準定義對“文學”理解的壟斷。施蟄存、杜衡、林希雋等人口口聲聲視為理所當然的“文藝價值”、“嚴肅的工作”、“繁重文學制作”其實都是歷史性建構的產物，破解文學的本質性定義，即否定了“文學概論”式的文類等級觀對雜文的輕視與冷落：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fā)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志于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并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之后，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zhàn)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chuàng)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guī)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只知道這樣的寫起來，于大家有益。魯迅似乎素來反感“文學概論”或“什么大學的講義”之類儼然、雍容、縝密的本質性規(guī)定，“比較自愛的人，一聽到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駭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實是愛名的，逃的是這一團糟的名，不愿意醬在那里面”，這一思路印之于雜文的文體確認，則是：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魯迅對“文學本位主義”的揭破，正是要世人警醒潛藏在“嚴肅的工作”、“繁重文學制作”之類背后的權力體系，以及在這種純文學性的“文藝價值”麻痹之下，遺忘了“生存的血路”，甚至無意中成為反動者的幫閑。而那種“不愿意醬在那里面”、“倒不如不進去”的逃命、破名的思維特質，承載了魯迅對文學經(jīng)典化、體制化的反思，任何藝術、文學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生命與活力，而雜文的價值正在于“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至于魯迅對自我生命價值的自覺，以及這種自覺與雜文創(chuàng)作之間內在的關聯(lián)，張新穎先生已經(jīng)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魯迅直至生命終止才不能不放棄的雜文，這種交織著他人的毀譽、褒貶，消耗著自己的精血和心神的雜文，這種與平庸、繁瑣、骯臟甚至是令人憤怒、厭惡、絕望的現(xiàn)實血肉粘聯(lián)的雜文，寫作它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因……都是出于一個主體對于現(xiàn)實世界的自由責任。對于現(xiàn)實的自由責任，是構成這個主體的核心因素，處在主體的內部，對于主體來說，它不是來自外部的動力。P258-259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現(xiàn)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生。有論文若干發(fā)表于《文藝理論研究》、《南方文壇》、《上海文學》等刊物，2003年至今，主筆《文匯報》中短篇小說評議專欄“期刊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