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涼與西秦

　　我國的史學傳統(tǒng)可謂源遠流長，幾乎每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政權，都有人為之撰寫歷史。同樣，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學家們也撰寫過十六國時期各個政權的專史（國別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還沒有人重新為它們分別撰寫歷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歷代封建史家對十六國的歷史不夠重視，認為十六國時是“五胡亂華”的黑暗時期，這些政權是“僭偽”之國，不值得去為它們撰寫歷史。即便是撰寫通史，對它們也是寥寥幾筆帶過。二是由于十六國時史官所撰的各國史書，均先后散佚，這給后世撰寫十六國國別史造成了極大的團難。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廣大的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開創(chuàng)了我國史學繁榮的新局面，加之，建國三十多年來，全國各地相繼發(fā)掘了大批珍貴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寫十六國國別史成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了楊偉立同志撰寫的《成漢史略》（四川通史叢書之一），首先為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作出了努力。本書主要是敘述十六國時在西北建立的南涼、西秦兩個政權的歷史。為什么要將這兩個政權的歷史合起來撰寫呢？第一、是這兩個政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晉初從大漠南北遷入我國西北地區(qū)的鮮卑族所建立；而建立這兩個政權的鮮卑族都不是純粹的鮮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禿發(fā)鮮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車人的乞伏鮮卑。兩個政權建立時間相差十二年，南涼建立時間晚，存在時間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們所處的時代、整個西北地區(qū)的形勢均大致相同。甚至兩國的政治制度、社會性質(zhì)和意識形態(tài)亦均有相似之處。第二、南涼與西秦兩個政權關系密切，幾乎難以分割。他們一個在河西，一個在隴右，相距不遠，而且乞伏鮮卑最早臣屬于禿發(fā)鮮卑，乞伏鮮卑建立西秦政權后，一度為后秦所滅，乞伏氏王族投奔南涼。后來，西秦復國后，又滅了南涼，原南涼領有的河湟之地遂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滅亡前夕。第三、有關兩國史料大都散佚，要單獨敘述他們的歷史比較困難。基于上述三個原因，我們將南涼與西秦的歷史合起來撰寫。南涼禿發(fā)鮮卑遷入河西較早，而亡國在前，故先敘述南涼史，再講西秦史。撰寫南涼、西秦歷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問題。十六國前后有關南涼、西秦的史書，即《托跋涼錄》、《西秦記》、《十六國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見到的關于兩國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齡等所撰《晉書》卷一二六《禿發(fā)烏孤載記》、卷一二五《乞伏國仁載記》、《魏書》卷九九《禿發(fā)烏孤傳》、《乞伏國仁傳》以及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此外，還有宋代類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所錄崔鴻《十六國春秋》的一些片斷。而現(xiàn)存的三種《十六國春秋》均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參考之用。同時，因兩國建國時間短，存留和發(fā)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撰寫兩國歷史，只好利用現(xiàn)存的《晉書》、《魏書》、《通鑒》及北宋類書所引的《十六國春秋》了。《晉書》載記三十卷，是“兼引偽史十六國書”[2]，故在十六國史書散佚的情況下，此書就成了最重要的資料。北宋司馬光等修《通鑒》時，崔鴻《十六國春秋》及《纂錄》可能還存在，故《通鑒》保存了許多《晉書》載記沒有的資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覽》等類書引《十六國春秋》的資料，除個別字句有錯訛外，均系《十六國春秋》或《纂錄》原文，它們也是本書所據(jù)的主要資料之一。由于南涼、西秦兩政權是由我國古代鮮卑族所建，故我們首先從民族史的角度，分別探討了禿發(fā)、乞伏鮮卑的來源、遷徙及融合情況；敘述了他們建立政權的背景和經(jīng)過，兩國與鄰近各政權的關系，以及他們盛衰的歷史。最后，對兩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形態(tài)和意識形態(tài)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資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書存在問題很多，望專家、讀者不吝賜教。

　　周偉洲，一九四零年生，廣東開平人.一九六二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同年考取該校民族史專業(yè)研究生，師從著名民族學家馬長壽教授。一九六五年畢業(yè)后，先后在陜西省博物館及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從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一九八六年由講師破格提升為教授?，F(xiàn)任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原全長）。中國民族文學會顧問（原副會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xié)會副理事長等。主要論著有《效勒與柔然》、《吐谷渾史》?！吨袊惺牢鞅泵褡尻P系史研究》、《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邊疆民族歷史文物考論》、《長安與南海諸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