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中國近代史》以恭親王奕訴及普國藩、李鴻章等人領(lǐng)導的自強運動為第一個近代化方案，以康有為等人領(lǐng)導的變法運動為第二個近代方案，以義和團運動或曰"拳匪運動"為第三個公式化方案方案…… 這些方案最后都挫敗。這部書把“中國近代史”界定為“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中國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為《中國近代史》論述的主線。 于是《中國近代史》提出自己的觀點：“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jīng)濟，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中國近代史》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shù)傳統(tǒng)，曾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瀾、胡繩等人的近代史研究開展之后，這個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識形態(tài)要求必定中國近代史的所謂“新的學術(shù)傳統(tǒng)”所取代。舊中國史學界，有關(guān)近代中國及近代中國對外關(guān)系史的著述，幾乎半數(shù)以上都是“因襲”蔣廷黻的史學觀點。 這《中國近代史》被稱為“史辦有名的小書”，“學術(shù)含量很高”，“在史學界早有盛名”，“眾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傳世之作”，“諾大著作堆壘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璣，讓人嘆絕”，“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經(jīng)典”，“史學名著”“中國近代史的開山之作”，“比后來大多數(shù)同類著作都要高明”、“開了風氣之先”，“眼界開闊，獨辟蹊徑”，“不是雕蟲小技，而是大手筆”，“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學術(shù)精品”，“對近代史學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小書大歷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學著作” 這《中國近代史》不僅奠定了蔣氏在近代史研究領(lǐng)域的學術(shù)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沖擊的學人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之前途命運的獨特理解。

　　蔣廷黻，歷史學家、民國外交家。湖南寶慶（今邵陽）人。著有《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