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

　　本書包括緒論、正文六章、結論、附錄四個部分，主要探討了明代中晚期從王陽明講學至東林學派的講學之間約一百年的講學發(fā)展歷程，以及講學與政治、學術、社會道德等問題之間的關系。明代的講學運動是明王朝較為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是社會經(jīng)濟發(fā)達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在陽明學學派建構中催生出來的一種要求。在明代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五朝中，講學運動依托書院、會館、精舍、山房、宗祠、貢院、寺廟、道觀及山川秀美之處，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隸、江西、浙江為最。王陽明晚年將其絕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講學活動中，創(chuàng)立了最早的講會——稽山書院講會和中天閣講會，并鼓勵像惜陰會之類地域講會的發(fā)展。王陽明逝世之后，朝廷對王陽明的不公正待遇激發(fā)了其弟子們以講學來發(fā)揚師說、以建設書院來祭祀先師的熱情。地域講會開始流行，同門意識增強。學者們非但在各自的家鄉(xiāng)講學，還聯(lián)合同門舉行江浙大會，即便為官者也講學不輟。然而，蓬勃發(fā)展的講學運動所夾帶的弊端，以及陽明后學之流弊，使講學運動在嘉靖末年達于巔峰之后，在隆慶和萬歷初年先后遭到了來自高拱和張居正的壓制。盡管禁講學的背后，不能不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在萬歷十年之后，一些學者開始反思講學運動本身的問題，并賦予講學運動維護或重建社會道德的責任。代表性的人物即耿定向與東林學派。東林學派在重整社會道德的同時，提倡以程朱為學，使其講學活動在宗旨上逐漸擺脫了陽明學，從而開啟了明末清初朱子學復興之端。在這一歷程中，政治、學術、道德諸問題與講學夾雜不清，使得講學活動的外部環(huán)境越來越惡劣，乃至引發(fā)天啟六年大規(guī)模地禁毀書院活動，而首善書院的被毀則標志著明代講學風潮的結束。因此，綜觀明代中晚期一百余年的講學運動歷程，其過程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從開放到內(nèi)斂的取向。這與一般思想史上對晚明思想活躍、啟蒙的定性似乎不同。作者還認為，講學活動以王陽和王艮為源頭而分為兩系，即學院式講學和庶民式講學。當嘉靖年間兩系講學基本重合、互相支持時，講學運動是開放的、活躍的、激進的;然而政治的打擊以及正統(tǒng)學者對社會道德的關注，使庶民式講學的環(huán)境越來越惡劣，而學院式講學則越來越保守，兩系講學漸行漸遠。學院式講學挾政治、經(jīng)濟之實力，不斷壓縮庶民講學的空間，最終將庶民講學的思想家逐出講學的主流圈外。至此，晚明講學內(nèi)斂、衛(wèi)道的特性基本形成，并為清初的講學活動所繼承。

　　陳時龍，江西永新人。199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2004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8月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明代思想文化史，先后在（臺北）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復旦大學史學集刊》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參與或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課題三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