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自由

　　我們講的是“共同的底線”。底線不是調和，而是一些最起碼的原則，這些原則并非構成文明社會備種“主義”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持守底線未必就能算是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但連底線也守不住，則什么主義都是扯淡?！敖洕祟A設”不但不是對性善的價值否定，就是在事實判斷的意義上，這一預設與那種“人對于人是狼”的說法也全然不同——道理很簡單，人們沒有見到狼群中存在市場，更不能設想狼與羊進行交易。相反，在弱肉強食的獸群中倒真是可以看到“強權壟斷一切，強者分配一切”（從食物直到配偶）的“命令經濟”。為了約束行政權力，對？秦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經濟一社會史、農民問題、改革與現(xiàn)代化問題研究。主編“農民學叢書”，主要著作有《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市場的昨天和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政府與企業(yè)以外的現(xiàn)代化：中西公益事業(yè)史比較研究》、《傳統(tǒng)十論》、《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xiàn)實選擇》、《耕耘者言》、《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案例研究》等，合著有《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陜西通史：明清卷》、《陜西通史：宋元卷》，文集有《問題與主義》、《天平集》、《思無涯，行有制？

　　秦暉（1953年12月生），現(xiàn)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后首批碩士畢業(yè)于蘭州大學（研究生），曾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1992年起）、中國農村發(fā)展信托投資公司研究員（1994年），現(xiàn)為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理事、青基會社區(qū)文化委員會委員、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80年代初秦暉主要研究農民史（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zhàn)爭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轉向研究經濟史（主要為古代商品經濟史及中外比較經濟史）。90年代他致力于結合歷史研究與現(xiàn)實研究，在結合社會調查與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包括狹義農民學（對農民。農業(yè)與農村社區(qū)的研究）與廣義農民學（農民國家、農業(yè)文明與傳統(tǒng)社會及其演進、改革與現(xiàn)代化的研究）。他主持了一系列鄉(xiāng)村調查，主編了《農民學叢書》首批六本。主要著作：1、《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1996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合著），1996年，中央編譯出版社。3、《天平集》，1997年，新華出版社。4、《市場的昨天與今大：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1998年，廣東教育出版社。5、《耕耘者言：農民學文集》，1999年，山東教育出版社。6、《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案例研究》，1997年，香港中文大學。7、《學問中國》（合著），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主編的《農民學叢書》除上述第一、二兩書外，還包括：A·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肖正洪譯，秦暉序。J·S·米格代爾：《農民、政治與革命》，李玉琪譯，秦暉序。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戶經濟研究》。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史》秦暉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xiàn)代化中的農民群體研究"，1992年他獲得中國高校教師霍英東獎金。近年來，秦暉在對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模式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重新比較和解釋了中國與東歐改革的不同進程。并提出了以“契約轉換”為核心的轉軌經濟學理論。他既反對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來解釋改革的新制度學派觀點，也反對以批判“貨幣主義陷阱”和“市場萬能論”為特色的“后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解釋。他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改革的“成功”和東歐改革的“失敗”既不能歸因于姓“社”姓“資”，也不能歸于漸進、激進，更不能歸因于以強權壓制公共選擇來減少“交易成本”。他主張區(qū)分改革前的兩種“非市場經濟”類型，即工業(yè)文明時代以最優(yōu)化數(shù)理方法為基礎的理性主義“科學計劃”經濟，和農業(yè)文明時代以統(tǒng)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浪漫主義“命令經濟”，以及區(qū)分改革前的兩種社會體制，即保護-束縛功能對稱的“和諧共同體”，和功能不對稱的“不和諧共同體”。對改革的目的，無論是效率改進還是公平改進而言，脫離上述兩種類型都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脫離“科學計劃”要付出效率損失，而脫離“命令經濟”無須付出此種損失。脫離“和諧共同體”的過程要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而脫離“不和諧共同體”則只是一個放棄“負帕累托改進”的簡單問題。但這種不同對改革進程的影響有時效性，因此中國與東歐轉軌的成敗還遠不到下結論的時候，而改革模式的選擇仍是個尖銳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對農村改革、國企改革、股份制和證券私有化等問題都進行了比較研究和案例調查。他認為經濟轉軌的實質是契約轉換，其核心問題是交易權利的公正分配而不是“交易成本”的減小，是公共領域的改革而不是私人領域的改革。這里不存在效率與公正的悖論，而從獲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還是從權家通贏走向贏家通吃，才是真正的選擇所在。有關論著：1、《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長春出版社1999年；2、《政府與企業(yè)以外的現(xiàn)代化：中西公益事業(yè)史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五四新論》（合著），臺灣聯(lián)經出版公司1999年；論文：近年來較重要的文章有：1、《傳統(tǒng)與當代農民對市場信號的心理反應》，《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2期；2、《中國經濟史的怪圈：“抑兼并”與“不抑兼并”》，《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4期；3、《公平競爭與社會主義：“桑巴特問題”引起的討論》，《戰(zhàn)略與管理》，1997年第6期；4、《農民流動與經濟要素配置優(yōu)化》，《改革》，1996年第3期；5、《悄然的“土改”》，《改革》1996年第5期；6、《市場信號與“農民理性”》，《改革》，1996年第6期；7、《十字路口看鄉(xiāng)企》（上）、（下），《改革》，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輯連載；8、《“恰亞諾夫主義”：成就與質疑：評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香港），《中國書評》，1996年總第十期；9、《人民公社與傳統(tǒng)共同體》（香港），《中國書評》，1998年總第13期；10、《拒絕“原始積累”》，《讀書》，1998年第1期；11、《“離土不離鄉(xiāng)”：中國現(xiàn)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xiāng)土中國重建”問題》，《東方》，1994年第1期；12、《社會公正與中國改革的經驗與教訓》，《改革》，1998年第5期；13、《農民問題：什么“農民”？什么“問題”？》，《方法》，1998年第10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14、《關于價格：供給反應的經濟史考察》，載周曉虹主編：《農村社會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5、《農民流動：良性循環(huán)與惡性循環(huán)》，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90年代的農村與農民》文集，1998年；16、《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的困境》，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90年代的農村與農民》文集，1998年；17、《土地·公平·效率：關于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問題》，《中國土地》1997年第1期。18、《危險的“第一級火箭”：論普魯士-沙俄模式不能救中國》，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3年8月號；19、《淮橘為枳，出局者迷：評“有中國特色的”新左派》，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6年2月號；20、《“制度創(chuàng)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21、《公社之迷-農業(yè)集體化的再認識》，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22、〈宗族文化與個性解放：農村改革中的“宗族復興”與歷史上的“宗族之謎”〉，（日）〈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8月號；23、〈身份制社會的特質：中國城鄉(xiāng)關系中存在所謂“二元結構”嗎？〉，（日），〈中國研究月刊〉1996年2月號；24、〈合作制與“傳統(tǒng)集體主義”的二律背反〉，〈中國合作經濟報〉1994年7月22日；25、〈公正至上論〉，〈東方〉1994年第6期；26、〈起點平等為何可能：二論公正至上〉，〈東方〉1995年第2期；27、〈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喝摴辽稀?，〈東方〉1995年第6期；28、〈寓平等于自由之中〉，（香港）〈中國書評〉，1998年2月號；29、〈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年；30、〈“賣方缺位”與政治體制改革〉，〈改革〉，1998年第6期;31、《從傳統(tǒng)民間公益組織到現(xiàn)代第三部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冬季號；32、《獲取的公正與交易的公正》，《讀書》2000年第2期33、《中國改革：歷史與經濟的評價》，《戰(zhàn)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34、《不講邏輯的“經濟學”：關于公正問題的經濟學論爭》，《書屋》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