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把選出的文章分為六個部分,每部分的標題是筆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與治道”。 仁學的內容,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簡單地說,即是內圣外王,或用現(xiàn)在普通話說,即是自身修養(yǎng)與從事政治兩方面。 本書的第二部分題為“個案研判”,選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題為“治學方法之辯證”,選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證”欄里的前三篇,系與毛子水等先生辯論考據(jù)與義理的關系問題,因為是辯論,意氣之動,賢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過境遷,今日而平心觀之,這意氣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說,寫這些文章是“浪費筆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這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將“敬謝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開不必要的意氣,其中畢竟有許多勝義;這組文章,以及別處的有關論述,對于厘清考據(jù)與義理的糾葛,以及怎樣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問題,有著不可掩的價值。 徐先生學問淵博,對文學史也有甚深造詣。徐先生治文學的基本精神和軌轍一如其治思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追體驗”,筆者自以為恰當?shù)母爬ㄊ恰耙允纷R通文心”,故以之作為本書第四部分幾篇文論的標題。這部分中《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一文,筆者個人特別喜歡。此文由批評一道國文試題起頭,圍繞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帶出從齊梁到初唐一段文學史的諸多問題,把前人對應信和四杰的評論,作了通盤的考察和精確的衡斷,是一篇詩史互證的杰作。歷來說“詩元達訪”,而這竟成了某些人逞臆妄說的最好借口。如果“治詩”只是借題發(fā)揮的創(chuàng)作,臆說倒也無妨。可怕的是“詩無達詁”蔓延成“義理無確解”,“歷史無真知”,到處都可以逞臆妄說,簡直成了時代風氣。徐復觀先生以其“自得之工夫”——“資料之歸納法”——“追體驗”這一貫的治學精神和方法,所得出的種種見解和從事的研究工作,不啻是對時代弊病的嚴肅針隨。 本書第五部分題名“文化的懷抱”,收了七篇文章,大多談中外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的關系;第六部分是“書序與按語”,收了十二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