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內容：10-13世紀是兩宋和遼朝、西夏、金朝等政權對峙的時代，也是中國各民族進一步融合的時期，宋朝和西夏前后有一個半世紀的直接接觸，期間大部分時間處于敵對和交戰(zhàn)狀態(tài)，和平共處、友好往來的時間較短。正是如此，雙方劍拔弩張的對峙、刀光劍影的廝殺以及充滿人情味的民間友好往來，構成了復雜而悲壯的宋和西夏關系的歷史篇章。全書39萬字，引用各種文獻資料200余種。分12章，主要論述了北宋對西夏政策的演變，北宋末期及南宋與西夏的關系，宋、夏的統(tǒng)兵體制、兵力配置、裝備、給養(yǎng)，宋夏的歷次重要戰(zhàn)役，宋夏戰(zhàn)爭的階段劃分及各階段的特點，宋夏貿易與雙方戰(zhàn)爭的關系，宋夏與遼朝的三角關系，宋夏對西部吐蕃、黨項等族的爭奪，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況，以及雙方的國信使制度，“外交”文書等。而結論和尾論則就宋夏關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運用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作了簡要的說明。二、主要觀點：后世嘆惋宋朝之不武，在與西夏的交往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西夏與宋不論是其幅員還是經濟文化的發(fā)展程度，兩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但是宋在與西夏的交往過程中卻常常處于尷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嘆"夏國自祖宗以來為西方巨患歷八十年，朝廷傾天下之力，竭四方財用以供饋餉，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盜邊也。"那么，如何解釋泱泱大國難于應付“撮爾”小國的挑戰(zhàn)呢？若僅從宋夏關系中的具體事件或表象去探究，顯然是不夠的，只有深入到對方的政治、軍事體制中，深入到雙方所處的歷史時代和大環(huán)境中去探究，才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本書對宋夏關系的描述沒有停留在雙方經濟、軍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運行機制為切入點去探尋宋與西夏交往的發(fā)展軌跡。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而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無庸諱言，宋與西夏的時戰(zhàn)時和構成了宋夏關系最重要的特征，和與戰(zhàn)的轉換，在宋夏關系前80年中主要取決于西夏對宋的挑戰(zhàn)，這一時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處于被動的應戰(zhàn)態(tài)勢。那么為何西夏要屢屢發(fā)動戰(zhàn)爭？目前學界對此問題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討，但結論似不能令人滿意。該書以唯物史觀關于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每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fā)展程度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宋夏不正常的經貿關系探究個中原因。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編、80位西方歷史學家執(zhí)筆編撰的《世界歷史地圖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義為少，對外部世界經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態(tài)度"。這有兩方面的具體表現：一是北宋建立后，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轍，對唐未五代以來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財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調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防范武人專權太甚，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軍政弊制使得軍力國勢不振。自宋太宗朝起軍事失敗主義抬頭，政治逐漸走向內傾，從而導致守內虛外國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經濟文化的高度發(fā)展，對周邊諸族滋生了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在吸收外來文化以發(fā)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著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態(tài)度，特別是儒家傳統(tǒng)文化那種經由宋學強化了的道德至上主義的鄙視講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認識這兩點，對考察、理解北宋對西夏的政策發(fā)展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不論是宋的消極應戰(zhàn)，還是此消彼長的主戰(zhàn)論和反戰(zhàn)論的交替，與這兩點都有直接密切的關聯。該書出版后，聶鴻音、羅炳良、朱瑞熙等專家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圖書評論》等報刊上發(fā)表評介文章，給予較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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