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火”在中國燃燒》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是19世紀末到1930年間“天火”——馬克思主義早期傳入國門的歷史。該書的方法論不是描寫歷史,而是以堅定的史料證實歷史,凡攝入書中的歷史事件、人物和社會運動或其組織狀況,皆注以詳明的資料來源。其征引之廣泛,見解之深入,皆足為讀者提供豐富而特別的收獲。該書自1980年代初問世以來,備受海內外學界推崇。本次出版,增補了作者近二十年來相關研究的新論述,篇幅幾與原著相等,內容更為豐厚。本書前言再版感言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斞副緯醢嬗?984年,整整20年后獲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重視,給予了再版的機會,高興之余,也感到有些意外。這些年來,曾經有人建議我對于本書截止1930年“左聯”成立的歷史敘述加以擴展,順著史序寫第二個10年(止于1937年)和第三個10年(止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成為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前三十年史”。這實在是個好主意,但是我沒有這么做,決定保存原書不動,因為本書研究的是“天火”最早傳播入國的歷史,止于1930年是恰當的。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可以找一些正誤交織的“史眼”作時代的標志: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新青年》創(chuàng)刊、張勛復辟、五四運動、軍閥混戰(zhàn)、南北分隔的亂世,竟然出現了一部憲法,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些“史眼”雖然沒有盤活這盤棋,但總算在震撼著全國,甚至是全世界。再深人研究一下造成這些“史眼”的社會思潮背景.就會發(fā)現,這確實是中國近百年史上思想意識最活躍的時代:君主立憲、三民主義、托爾斯泰和平主義、新村運動、空想社會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迷信炸彈和暗殺可以救國的陰謀學派的恐怖主義、達爾文進化論,不談階級斗爭學說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最后終于顯示出無限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而令人最感興趣的倒還在于從任何角度都無法與暴力聯系在一起的文弱書生蔡元培,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首先實踐動用恐怖暴力救國的始作俑者,而在這個群體中熱中于斯的陳獨秀10年后辦起了《新青年》,在眾多的主義群中從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轉向馬克思主義實踐于中國的道路,創(chuàng)建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真正地成為指點江山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力量,是通過與三民主義即國共臺作,完成南北統一的國民黨的既定目標,再爭取繼續(xù)革命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E:2—678)到了1927年國共分裂,國民黨一黨專政,中共被逼入地下成為“非法”之后,馬克思主義才成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指導思想,經過兩年的努力,到了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戰(zhàn)線上,成為一支與國民黨的統治文化——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文化與封建傳統文化畸形膠合的雜交文化,通常稱之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相抗衡。此時“天火”已經造就了一支堅強的革命文化隊伍。這也是本書止于1930年歷史描述的政治上的因由。決定保留此版本不予修訂的另一因由是:筆者認為一個時代一種文化學術的實踐萌生了理論研究,既想總結過去又欲達到繼往開來。本書已經銘刻在80年代的社會大背景中。不能再作跟隨時代的需求而“整舊如新”了。幾十年來,由于政策多變,不少作家(其中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代功勛卓著的老作家).紛紛根據政治要求修訂自己的作品,希望能跟上時代的腳步,然而效果適得其反,弄得說新不新,言舊不舊.為世所不容.尤其是歷史類或理論類的著作.往往烙上很深的時代烙印,“整舊如新”的是喪失歷史真相,違反了時代賦予作家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使命。這種自欺欺人的教訓是夠多的。《“天火”在中國燃燒》完成出版于1980年代初,是改革開放初期給予學術研究較為寬松的空問的產物。當然會因眾所周知的時代局限,而在研究一段歷史,評價一個人物時言不盡意.甚至會戛然而止.止于不該止的地方。這類“地方”很有一些.其中最至關重要的是對于陳獨秀的評價?,F在可以談一談了。現在正面談論陳獨秀已經不成問題,但是在20年前——即本書開始寫作的1982年,陳獨秀仍然是“托陳取消派”的頭頭,而且還帶著“漢奸”的帽子。但是,研究新文化運動,研究《新青年》,研究從1919年5月4日發(fā)生的五四運動向6月3日發(fā)展為全國性的政治大運動時,不能不提到陳獨秀的巨大的感召力——“六三”運動發(fā)生后的第8天,6月11日胨獨秀被捕,引起帶有政治騷動性質的營救運動。但是在權力部門對陳獨秀一生沒有向全國人民有一個比較公正交代的1982年,即便是筆者膽子大,似乎也難以下筆去研究陳獨秀“天火”在中國燃燒中處于領袖地位的作用。因此,筆者在本書第一部分中寫了陳獨秀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也只止于文學,而未就《新青年》傳播“天火”方面陳獨秀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致使在闡述到李大釗宣告中國知識分子首次亮相“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向階級斗爭的方向發(fā)展時.也就是說,從1917年胨獨秀掀起文學革命,到1919年李大釗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間兩年,本書對于陳獨秀的研究,僅限在新文學發(fā)展上,有違“天火”在中國燃燒的宗旨,這就是止于不該止造成的缺憾。邇今陳獨秀研究只剩下1927年大革命失敗所負的右傾機會主義責任,這與馬克思早期傳播,與“天火”燃燒在中國的紅色時代的歷史已無關涉——1929年陳獨秀被開除出黨,本書止于1930年,是止于該止之處了。隨著改革開放迅猛發(fā)展的勢頭,社會科學研究也得到了長足的進展.筆者在嗣后的歲月里,順著“天火”的軌跡繼續(xù)深入探索,寫了若干論文,現在從中選出與本書主旨密切相關的5篇論文作為附錄。這些論文在我所研究的范圍內可以作為一種補充.也可以作為某階段的歷史個案.因政策落實而作的深化研究。比如《陳獨秀的國勢調查與新文化運動》就是前“五四”運動時代的一個全面的國勢調查.證明了新文化運動能夠在1919年爆發(fā)的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影響的綜合國力調查。陳獨秀不是經濟學家,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備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上世紀初是很突出的。胡適寫的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為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哲學史作了啟蒙。陳獨秀的國勢調查開中國社會調查之先河。如今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奮起與“士”的覺醒》概述了瞿秋自從文弱書生到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付出了生命,他的經歷不能說是典型的,但他的心路歷程,是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是典型的。本書能夠再版,首先應當感謝陳思和教授對本書的重視。近幾年來他一直在為本書能獲得重生找尋機會,邇今終于成功。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帕》編輯部周楠本、黃喬生兩位副主編。及前副主編王世家兄亦一直關心本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陳思和教授推薦下,慷慨接納本書??磥?,我真是卸掉華蓋交上好運啦。03/30/2005于蘇州河畔欣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