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未去，未來已來，21世紀第一年的日歷即將翻了過去。從某種意義上講，本書是以電腦和網絡歷史為主要脈絡，在描述電腦科技發(fā)展的軌跡中，折射電腦和網絡文化，呼喚心靈的感悟。正如本書“前言”里所說的那樣，由于預測電腦的未來是相當冒險的行為，寫作過程中始終包含著一種悖論：一方面，小心謹慎地回避帶有預測性的內容；另一方面，幾乎每一篇章都頻繁使用了“將如何如何”的句式，潛意識里總想對未來作一點猜測。以當前的趨勢推斷未來的前景，原本是未來學家的拿手好戲，然而，在電腦科技領域，就連馮·諾依曼那樣的科學巨匠都難免失誤。那位提出“梅特卡爾夫定律”的網絡權威專家，1995年曾貿然預言說：如果互聯(lián)網明年還未因過分擁擠而崩潰的話，他將“吃掉”自己的這番言論。然而，當1996年成為歷史后，Internet并沒有任何崩潰的跡象，全世界的“網民”依然生活得有滋有味，梅特卡爾夫只好當著眾人的面，“吃”掉了他的發(fā)言稿。限于篇幅，本書基本上沒有涉及中國電腦和網絡的發(fā)展歷程，也沒有來得及向讀者介紹中國電腦發(fā)展史上的先驅，以及仍在為民族IT產業(yè)艱難奮斗的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但是，在即將結束寫作的此刻，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中國是否有可能站在未來電腦科技領域的最前沿？由于與未來科技成果密切相連的，是發(fā)展電腦科技的人才群體，對此，我們也斗膽做一點自己的預言。透過本書對電腦科技發(fā)展歷史的回顧，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在電腦的“史前史”中，早期計算機的研制幾乎都發(fā)生在歐洲大陸。帕斯卡和萊布尼茨“開天辟地”在法國；巴貝奇和阿達研制分析機，他們的故鄉(xiāng)在英國……。然而，從電子管發(fā)明直到第一臺電子計算機ENIAC誕生前后，計算機發(fā)明的大本營出現了第一次西向轉移：德·弗雷斯特發(fā)明電子管，艾肯首創(chuàng)“馬克1號”，馮·諾依曼為電腦規(guī)劃藍圖，沃森父子領軍IBM稱霸世界，肖克利貢獻晶體管，奧爾森發(fā)明小型機……，他們建功立業(yè)的根據地，都毫無例外地集中在美國東部。電腦科技中心從歐洲西向飄洋過海，登陸美國的第一站，就安營扎寨于煙囪與摩天大樓林立的東部美國熱土。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世界電腦科技中心開始了第二次西向遷徙。不僅“硅谷熱”帶來最偉大的發(fā)明“硅芯片”，而且從個人電腦面世、軟件革命直到阿帕網誕生、因特網建立，奇跡幾乎都出現在美國的西海岸。第二次從東向西的地域性轉移，時間延續(xù)近半個世紀，映射著現代電腦和網絡成長的整個歷史。當歷史跨入21世紀的今天，有歷史眼光的科技史學家可能會做出第三次轉移的預言，把目光從美國西海岸再往西投射，透過廣袤的太平洋去關注東方的那塊大陸。日本學者湯淺光朝經過長期研究，曾得出一個被稱為“湯淺現象”的結論，那就是：在某一時期，人類的科學活動總是在某一地區(qū)形成中心，但不會永遠停留在某個國家。隨著科學的外部條件和內在因素的變化，這個中心將不斷轉移。湯淺指出：科技活動中心的衡量標志是科學研究成果的多寡和科技人才的數量和水平。他用確鑿的史實證明，近、現代科學活動中心轉移的順序大致為：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在每個國家大致是70年左右。50多年前，美國誕生了電腦和電腦網絡；如果根據“湯淺現象”分析，20年后電腦科技發(fā)明的中心也有可能發(fā)生轉移，轉向亞洲，轉移到最先發(fā)明二進制數字的中國?；蛟S，這個預測并是非空穴來風。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就駛入了高速現代化發(fā)展的軌道，在全球經濟發(fā)展普遍放緩的背景下依然保持高速增長，取得的輝煌成就令全世界驚嘆。其中，以IT產業(yè)為代表的新經濟也成為全球新經濟發(fā)展中的一大亮點。據有關文獻統(tǒng)計，1990年中國電腦業(yè)的總產值只有50億人民幣，到2000年已達到2800億，年均增長50%。1990年中國僅60萬臺個人電腦，且大部分屬于進口；到2000年中國自己生產的品牌PC機已達到860萬臺，國內市場占有率將近80%。由于中國臺灣是世界第三大IT硬件生產地區(qū)，隨著兩岸經濟合作的加深，臺灣的IT企業(yè)也正在逐步向中國內地轉移，中國的IT制造業(yè)已經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1993年，中國擁有的軟件開發(fā)人數已名列世界第二；中國軟件銷售及信息服務總值1996年僅為4億人民幣，到2000年已達到560億人民幣，其發(fā)展速度并不低于印度。互聯(lián)網絡在中國的高速發(fā)展，巨大的進步更是有目共睹：1994年才進入中國的互聯(lián)網，1998年底僅有210萬用戶；而到2001年初，用戶數已跨越了2000萬人大關，兩年間增長了近10倍。此外，中國的商務網站已突破2000家，電子商務迅速涵蓋農業(yè)、旅游、人才、文化、房地產、證券、資本和各類專業(yè)市場，發(fā)展勢頭十分強勁。對此，連比爾·蓋茨也認為：“假如你在10年前訪問中國，你會發(fā)現，它與美國的差距是10年，如果在5年前訪問中國，會發(fā)現差距已縮短到3年，如果現在到中國，你會發(fā)現它與美國幾乎一樣”。中國電視媒體曾播放過一部全面介紹因特網的十集專題片，解說詞預言說：“東方先哲曾以‘天人合一論’興起了以道德為主線的農業(yè)文明。隨后，西方的流水線分工率先把社會重新組合成以金錢為主線的工業(yè)文明。而Internet所帶來的信息革命，卻又極大地破壞了這個以分析為哲學、以壟斷為目標、以金錢為動力的西方體系，人類世界的文明再次轉向以神秘為哲學、以分享為目標、以道德為動力的東方體系。在這個新的歷史舞臺上，中華民族終于迎來了又一個龍騰獅吼的天賜良機?！睙o論是從科學、技術還是從經濟、文化的視角透視21世紀的中國，我們都面臨著一次發(fā)展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yè)的巨大機遇——“千年等一回”。不過，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中國與發(fā)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數字鴻溝”。據IDG統(tǒng)計，1999年國民經濟信息化投入，中國與美國相差45倍；2000年電腦普及水平，美國是中國的55倍。表征一個國家社會信息化總體水平的“社會信息化指數”，中國僅僅處在美國60年代的水平，差距也在40年左右。近年來，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傳統(tǒng)工業(yè)經濟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但是在數字經濟上的差距反而有所擴大，從江澤民主席在聯(lián)合國新千年首腦會議上重點指出的“數字鴻溝”問題分析，我們面臨的形勢依然相當嚴峻。歷史已經說明，一個民族要想上升為世界電腦科技中心，必須經過至少半個世紀的努力。它不僅要求電腦科技界創(chuàng)造發(fā)明成果的積累，而且需要普及電腦和網絡的社會環(huán)境，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奮斗。在這個落后與希望同在，危機與挑戰(zhàn)并存的關鍵時期，任何個人、任何集團的利益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要填平新經濟帶來的“數字鴻溝”，中國人將感到格外緊迫。繼續(xù)發(fā)展電腦和互聯(lián)網絡，構筑21世紀文明的生命線，這是中華民族開啟歷史新紀元之門，創(chuàng)造輝煌未來的金鑰匙。說到未來，比爾·蓋茨的《未來之路》講的就是未來。他在書中這樣寫道：“這是一個絕妙的生存時代。從來也沒有過這么多的機會讓人去完成從前根本無法做的事情。這的確是一個從未有過的最佳時代?！睋烙?，到2010年，30歲以下的青年人將占世界人口的75%。青年人無疑將是21世紀最重要的力量。對于我們每個中國青年，特別是正在接受人類文明知識熏陶，接受學校教育的每一位青年學子，時代的重托和個人的命運，更需要我們在這個“絕妙的生存時代”，領取一本進入未來的“護照”，掌握信息技術這把開啟智慧和財富之門的金鑰匙。讓我們高擎著神奇的鑰匙大聲呼喚：“芝麻，開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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