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頻死難后，我先住在李達家里，后來搬到沈從文兄妹的宿處。四月初，向《東方雜志》鄭振鐸先生借了二百元錢做路費，由沈從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親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編了一個謊言：說胡也頻將去蘇聯(lián)，不能一路同來看她。我一個人在上海無法帶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給她撫養(yǎng)。母親慷慨地答應承受這個重擔。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無法控制的時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來比較，可以常常來往的沈從文兄妹隨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達夫婦是我唯一親近的熟人了。李達曾是平民女校的負責人，我一向是把他當作老師的。他的夫人王會悟是一個熱情的女性，一向對我好，而且是最愛護我的純真的讀者。三零年也頻被捕后，他們主動邀我搬到他們家去暫住。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這種情誼是極不容易有的，是極可貴的。因此我對他們夫婦的感激之情是永遠不會淡漠下去的。李達以他多年的處世經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識，曾經勸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了；老老實實寫點文章。”因此，這時我有一些話不便在他們面前說，但我很需要他們的友誼。除了他們家我能夠常去坐坐，打發(fā)一點時間以外，再沒有什么別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講心里話，便越發(fā)感到孤獨。在這種無援的情況下，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環(huán)龍路租了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寂寞地過著一天又一天。我這時是二十七歲。雖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過，上過學，可那時都是同朋友們在一起，或者同愛人在一起。如今獨立生活在大上海，一個人在萬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舉步艱難，整日心神不安，憂心忡忡。窮思苦想，我強打精神，蓄積力量，為應付每一個日子而掙扎下去。我有許多負擔：首先是政治上的壓力。也頻已經犧牲了，我應該繼續(xù)沖向前去！但究竟應該怎么做？殺害他的國民黨劊子手們能夠放下屠刀放過我嗎？第二是經濟上的壓力。我應該奉養(yǎng)我的母親，應該撫育我的孩子。他們每日的吃、穿、住，都應該由我籌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寫多少啊！過去是兩個人經管兩個人（母親還有一點積蓄），現(xiàn)在是一個人擔負三個人，并且是兩地為生。第三是創(chuàng)作上的壓力。我該寫什么呢？我舊有的一點點生活，我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經寫膩了。我需要開拓創(chuàng)作的新天地，我必須到大眾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種種問題橫積在我的心頭。我坐著，癡癡的；躺著，悶悶的；在馬路上走著，心象被狂風卷起的落葉又被拋下。我寫過一篇小說：《從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這一段生活的寫照，看過這篇小說的讀者會更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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