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明清巴蜀文化論稿》是我在學習明清文學史,講授《明清文學流派概論》過程中,近二十年期間發(fā)表在十五種學術刊物上,屬于巴蜀文化研究范疇的三十三篇論文。原打算以三十六篇論文構成全書,但因《彭端淑的生卒年及思想初探》、《熊南沙的文學活動及其對四川文化的影響》、《明代“西蜀四大家”對四川文化的拓展》三篇論文,在1988年晉升副教授時作過送審材料,為避其嫌,此次不選人此書內,這多少有點遺憾,然也只能如此而已。在我的兩位事業(yè)有成的學生邱躍全、莫樹清的鼎力支持與資助下,得以輯集出版,聊以慰藉。巴蜀文化源遠流長,曾在某些歷史時期放射出燦爛的光華,如兩漢時期的賦,以揚雄、司馬相如、王褒為代表的大家,出盡風頭,領盡風騷,有誰與之倫比?宋時更是巴蜀文化走向高峰時期,清代著名文學家、詩人彭端淑在《唐子西先生文集序》中云:“兩宋時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莫盛于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蘇文公洵、文忠公軾、文定公轍,與廬陵、臨川、南豐互為雄長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簡公燾,所著長編,與涑水、新安,相為表里者也。”彭公之言,實事求是,毫不夸張以壯其鄉(xiāng)邦文化,洵為不誣。至于后來的元、明、清各代,巴蜀文化已不能同兩漢、兩宋時的情況相提并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