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遠道

　　片斷：大禹的寂寞時隔四千年之后，已經(jīng)難見當年轅轅關的地貌了，只剩了講說，在往事與神話間游走，還有“古猿轅關”這幾個清人的字，刻在關隘立壁上，寫著歷史。夏禹，一半被壓了紙型，疊藏在文典史籍里頭，一半，也化作了口口相傳的故事，散落在如空氣無形卻有時又凝聚成某種氣候的民間里，比若給我們講說的顧年歲不大，頂多40，卻也因歷史墨跡的浸潤或者風物日日熏染而有了滄桑的口氣，他說的歷史也日日在這種肉身相傳形式中變作了與外域布道、宗教迥然有異的己說。一個文本繁衍出不同版型，而不同版本間卻有一樣成分不變，正如禹化熊托身不同卻目標一致，他在骨子里是不變的。故事也有表里，它的根在演進遷徙的時光和波折動移的闡釋之外，也稟性難移。然而，真的跑了幾十里地，到“萃兩間之秀，居四方之中”的嵩高之地登封城北約2公里萬歲峰下，面對高10米周長43米的巨大“啟母石”時，才真正知道那個英雄是徹底地寂寞的。早年讀《史記·夏本紀》，印象中叫禹的英雄與洪水斗了一輩子，是個九州之內(nèi)東奔西跑的人，記得太史公用了幾大自然段寫他從這里到那里，好像走遍了天下河流，黃河、淮河不用說，連一些不知名的現(xiàn)在或許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河都布滿他的足跡，他在我心中，是一個拿著木臿到處救急的人，哪里有水難，哪里就能眼見他的身影，忙碌得不知道還有別的生活，惟一的生活內(nèi)容就是治水。他，是一個活在路上的人，這樣的人，是沒有常人意義的家的。來前，重翻《史記》，“敏給克勤”、“勞身焦思”的句子撲進來，對應“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功勞，“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攆”的行動派式的做法更熱人眼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東西南北都跑遍了，對于一個令人而言尚屬不易，何況那時只借助于簡單到極點的交通工具，終于告功于天下，天下也終于因這個人的忙碌操勞在里而“太平治”，然而行為、功績之外，仍有一句不能舍下，是“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較之，我倒更喜歡口傳歷史中那一句——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去了“敢”字，可能更見禹的風格。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司馬遷的文人敘事中說的是責任，民間敘事中說的可是精神。二者疊加，仍不能抹去個寂寞么？禹治水前，還有一個人因治水建功，也因治水被殺，彼時此時，并不因其曾治好了水而獲救，當那個叫鯀的人用堵的方法沒有最終止住洪水而失敗時，死的命運其實已等著他了，“九年治水而不息”，功用不成是小事，關鍵是民生之系，堯的耐心有限也罷，舜的誅殺也罷，倒是《史記》中那一句讓人看了心悸——“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可見得一輩子做好事，心腸也罷能力也罷，老百姓是只認結果的；并不全是忘恩負義，從中可見當時的責任制之嚴明，失職便是要掉頭的。而這個因水掉了頭顱的人正是禹的父親。史冊中言，“舜舉鯀子禹，而使續(xù)鯀之業(yè)”。這里面有種難以人情釋解之的苦痛在里，前赴后繼才不那么浪漫，舜此舉之用意今人不好揣摩，然而也讓人覺出搭了性命的壓力，不知尚年輕氣盛的禹怎么想？反正，他是上路了，盡管有些被押上路的意思，所以那個司馬遷的“敢”字用得也人情人理。一邊是生父鯨的失敗喪身，一邊是部族王權精神之父舜的委以重任，禹夾在中間，面對的是因洪水生靈涂炭的百姓人民，這樣情形，他是非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了。置之度外就可以避開那許多人事的糾纏，譬如親情，在失去了父親之后，誰又是第二個要他付出的親人呢？那代價？五層樓高的啟母石就是另一場不幸的實證?！坝碇魏樗ㄞS轅山，化為熊。謂涂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涂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薄痘茨献印防镞@篇故事一波三折，熊身的禹，和無意中見了熊身禹的為妻的徐山氏的“慚而去”——寫得太生動，也太澀苦，還有啟之生，都神跡般，撲朔迷離，然而立于啟母石前的這個下午，陽光是這么好，壁峭的石頭破裂開來，一分為二，圍著它走，有種本真的崇慕，因為它本身沒有任何雕飾或者后天的人文附麗，就是一塊巨石，風雨陽光都經(jīng)過了，還是一塊巨石，樸素、沉默，也沒有任何文字的標明，令每一個不期遇上它的人只看到一塊兀立的石頭，一脈青峰的托襯下，它閃著白光，耀人眼目，對于愛石的我仍是意外的，沒有見過這么大一塊完整的巨石；對于那不知神跡的過路人，它也會因沒有文字與解說而沉默為一塊真正的頑石。連石頭都說話的，才是真的神話。大禹寂寞著，他的寂寞還不是后天的慒懂，而在當時，最親密如妻子的人仍然會“慚而去”，離開他，不解是深的，比水更深一些，所以他要跑著追那背他而去的人，要一個骨肉，叫著“歸我子，歸我子”。真是痛徹。神話里的哀傷散漫著卻浸入心肺，大禹，枉有回天之力，能夠劈山讓洪水泄流改道，卻不能夠讓一個心愛的女人回心轉意，一任那自心流漫的大潮淹沒自己。啟，他也不能讓這個失母的孤兒享有更多父愛?？v然有涂山姚代姐育嬰，卻也不像傳說的那么浪漫，先后，大禹娶了姐妹兩人，卻為了更多人的家庭生活而獻出了自己的那一份，以致涂山氏化石的陰影多年揮之不去，路上的五指嶺可以作證，即是化為巨熊的他用手指疏水又怕涂山姚見到會走其姊老路來不及變形而留下的，那一份惟己心知的苦，即使建都陽城當了帝王以及啟立帝于其后的皇族名位也無法抵銷。何況——諸侯們叫叫嚷嚷，都聰明得很，一人一個主張，爭相出著主意，到了實干，要提了木臿走向水澤大野時，便多縮進家門不愿出去，他們都是口頭革命家，徹頭徹尾的理論家，像魯迅寫整日吃著奇肱國運糧坐在文化山上清議的拿柱杖的冬烘學者們作著禹是一條蟲的分析，卻獨對浸在水中的下民視而不見，還說，“他們都是以善于吃苦馳名世界的人們”，對于這幫人，大禹怎么不會沖他們把那雙總是在走長滿老繭的大腳伸開呢。這個英雄，領著一批人實干，卻還要承擔背后的熱嘲冷眼，唾沫星子，那也是一種水，堵或者導似已不是對付的方法，它匯聚著另一場洪水要淹沒這個治水的人。還有民眾，他們的紀念隨時隨處，大禹全身心地不要了自己的一切也就為保住黎民百姓，他沒了具體的家、失去了愛的妻子、顧不上當慈父，就是為了天下大治，然而民眾的紀念也會時過境遷也因隨時隨處而心境遷移，也會遺忘，也會人事顛轉，也薄弱得很，他們忘了一個人的最好辦法是將這個人打人歷史，在史錄的隧道里或可贏取一個空間，幾行文字，然而內(nèi)心呢，當洪水不再，陽光燦爛，歌舞升平，與幸福伴行之際，誰會想起、憶念、沉吟、較真，或者祭奠。像這個下午，萬歲峰下，啟母石旁，游人無幾，那個叫做禹的人，真正是藏在了啟母西闕北面六層左圖的戴進賢冠、著長衣、拱手倒立的二人中間，他是一頭正在化身的熊，旋轉著，風一樣，讓瞻仰他的人心中一陣疼痛，一陣顫栗。后記：事實是，真的寫下來，把茵蘊的情致生成的思想凝固而為文字，冠以“觀念”頭銜，構建腳手架已然成型而只需附綴增值疊加復制的“塔”，這樣建筑在我不為強項。所以理解同仁言的本心而動，下筆時沖著觀念，寫下來卻是歷程。對于我，何不如此！觀念一旦定型，成就的卻是刪減，大多數(shù)時間，成型的觀念并不豐滿，反倒薄弱，所以警惕，極力葆有“路上”的知覺。心腸的區(qū)別應該成為一種界限。而我們常用的標準卻是觀念。新、舊比善、惡省事，所以理論背面往往感情蒼白。設若有一種文字，對學術對人生，以心腸而非技術論，設若現(xiàn)在還沒有，我想，會長出，和養(yǎng)成。雖然如今，它還只是萌芽，雖然未來的綠意，如今人不知它。與任何寫作一樣，理知的文字寫到最后也是人，是人心腸的區(qū)分，是尖銳、激越、剛烈、急切，是理解、寬容、善待、包涵，并不矛盾。最后的文字寫到底，其實是人心。而“心”之修得，幾乎是一輩子的功課。只是，再沒有一種文字這么直白，人心文字相里表。寫下來。祛除任何表演粉飾或者姿態(tài)。最本色的自我，寫下來，到了最后，無從掩蓋。或者不可能有比之更“殘酷”的工作，它對寫作者自己的錘煉嚴苛過任一種寫作。它言說心腸，引作界限，關乎人格，立為標準。尤其一個智識的文字時代，它做的事是——立心。論證是別一種敘述。它以人的介人使那言說的對象物復活而為人性的。由此，它被要求為一種人性的訴求。更多時候，這樣寫作像是一場知識考古，她在各門類的素材里穿梭，面對著由文字沉疊累積而成的人的歷史，已消失的，被書寫的，有待再度理解的，層層上型，而做細膩地發(fā)掘、回溯、解悟或重讀，是與古人他人自己同時的對話，有時候深入到哪怕一層土，都會有無盡有限對比的怵然。太多要做的事，而人生，苦短。所以，也理解了那觀念的拿來。然而，不?；蛘哂幸环N人文，與那歷史的故跡有著區(qū)分，它不是已然凝固成廟成觀的可見的物的過去時，而是一種關于人的——正在發(fā)生正在移換正在長成的進行時，這個現(xiàn)在，寫下來，比起過去而言，是難的。正如寫物——那個靜態(tài)——從來易過活動的人。然而這個人文才是最值當一寫的，文字與它并行著成長，一同經(jīng)歷，卻也是最容易將個作者寫傷了的，那太不易，用固著的文字去述寫那并未固定下來的東西，這樣一個不同于以往文化概念的人文面前，多少人與我一樣經(jīng)受著時間的淘洗。觀念大約是最易被沖走的部分。那么，什么才是我們的立足點？“生命與作品相通，事實在于，有這樣的作品便要求這樣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設計，而作品在生命當中由一些先兆信號預告出來”。梅洛·龐蒂這段話道出寫作的蒼茫宿命。事實是，這一種人、文交疊糾纏，可以互換。成型傳統(tǒng)，卻不為傳統(tǒng)所囿。那活水清澈溫和，間以厚道，然而究其實，不折中，有溫度血性；河一樣，中流激進，從不停息。從未停息的，還有這個鞋沾滿泥的人。那些終要沉埋進歷史深水里的人、事，是這場人生拚盡全力要記下的。這人知道，如此生活，才是活著，如此寫作，才是創(chuàng)造。對于路，她認真得很。而且，停不下來了。

　　何向陽1966年出生。文藝學碩士。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全國青年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等獎項20余種。著有《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風》、《自巴顏喀拉》等以及《文學人格的投影》、《不對位的人與“人”——人物與作者對位關系考察暨對20世紀中國文學知識分子形象及類近智識者人格心理結構問題的一種文化求證》收入”21世紀文學大系”《2001年中國最佳文論》等選本的多篇論文、其研究由文學研究兼涉文化心理，注重歷史遷移中的人格變化。另發(fā)表有大量隨筆、散文作品入選1997中國文學排行榜，1998、1999、2000《中國最佳散文》、《中國最佳隨筆》，《2001中國最佳隨筆》，1999、2000、2001《中國散文精選》及《中國當代名家散文經(jīng)典》多種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