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分析與美學思辯

　　人類關于美的觀念從何而來？藝術之美何以歷久不衰？藝術創(chuàng)作的起源在哪里？作品結構中除了純美的感性和感情，是否具有更深的社會文化隱喻？……本書是何新的美學與藝術論集。作者知識浩瀚，涉獵廣博，從上古到現(xiàn)代，從東方到西方，從史前巖畫到令人難解的野獸派、立體派，本書都有獨具慧眼的闡發(fā)與剖解。本書不僅是一部美學理論史，也是一部深入淺出的藝術文化史。本書前言特色及評論文章節(jié)選但是，一旦入了梁山泊這個大伙，他們的性格就發(fā)生了重大轉變。除了在宋大哥和智多星的運籌下遵命辦事外，個性似乎已不存在。魯智深、林教頭、武二郎這些好漢，在上梁山后幾乎都失去了個性化的表現(xiàn)。有人以為這是施耐庵的創(chuàng)作技術問題，其實，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文化問題。前已指出，俠的特征之一是活動的個人性，使在本質上必須是孤獨的英雄。一旦這種個體活動喪失，必然意味著其個性的泯滅。另一方面，在梁山聚義之后，水滸英雄們還面臨著一個新的重大問題。這就是，在上山前，他們是反官府的俠——是正統(tǒng)社會的破壞者。而上山后，他們卻必須面對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任務。但是，在中國固有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中，除了等級身份制的皇權社會以外，梁山英雄和《水滸》作者不可能找到別樣的社會形態(tài)。所以在梁山上，我們無可避免地看到了傳統(tǒng)君主專制制度的江湖翻版。我在《中國文化史新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書中曾指出，中國傳統(tǒng)社會具有三大特點：1、以家族制為政治制度的原型；2、實行森嚴的等級制；3、人人具有固定的身份名份，不得自由僭越。在這種制度下，君尊臣率，官大民小，男高女下，主貴仆賤等等。所有這些等級身份關系和價值觀念，在梁山上掩蓋于“人人皆兄弟”的形式下，卻以宋大哥為核心重建了。梁山那些好漢，上山之前，之所以個個有血性，因為他們本來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漢（阮小七唱：“老子生長蓼兒洼，不怕天來不怕官”）。但上梁山后，他們卻不能不俯首皈依在以宋大哥為“君主”的等級制度下。這些好漢平生最看重的“義氣”二字，從內容看也由上山前的“替天行道”，變成了忠實于宋江所代表的排座次的等級身份新秩序了（即使粗莽如李逵也難逃此命運）。所以在《水滸》后半部中，眾好漢的俠氣變成了奴氣，個性的泯滅與自我主體的失落——這實際就是梁山好漢，也是一切綠林豪俠的末路。由此我們又可以注意到，《水滸》作為一部寫中古綠林豪俠的長篇小說，在政治意識上，對游俠列傳和唐傳奇所代表的傳統(tǒng)，已發(fā)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水滸傳》別名標作《忠義水滸傳》。關于“義”的涵義，我們前面已作過論述，此不必再作贅談。但何謂“忠”呢？標榜忠，其實質正是向皇權正統(tǒng)性的認同。而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卻曾指出過，漢唐時代的義俠觀念，本來并不必包涵著這種“忠”的觀念。不信，試問郭解可有忠君的觀念嗎？虬髯客可有忠君的觀念嗎？宋四公可有忠君的觀念嗎？但這一觀念，卻出現(xiàn)在《水滸》中了。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宋明理學所倡導的皇權專制主義政治哲學的影響。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注意到，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的皇權，通過一個龐大行政官僚組織對社會實現(xiàn)了遠逾前代的控制。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明及清代的皇權專制主義發(fā)展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頂點。在這個空前強大的專制皇權面前，一切個人——即使是社會小最強有力的“俠”，也均顯得十分渺小而無能。個性的反抗愈來愈不具功效，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條件下，俠的文學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于是我們在《水滸》中看到，《水滸》英雄始則任俠（以個人身份行走江湖），終于嘯聚而組織化（結義于梁山），最終卻不得不認同于皇權正統(tǒng)——受招安。這一結局，實際就是綠林豪俠尋求與皇權所體現(xiàn)的正統(tǒng)社會妥協(xié)和調合的方式。（寫出這一受招安的結局，是施耐庵對歷史邏輯的忠實，而不是敗筆！）可以為我們這種見解提供證據(jù)的，還有《兒女英雄傳》中的著名女俠十三妹。她在遭遇安公子前，何等英勇叱咤。

　　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具爭議及傳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屬。多年來，他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他的長文《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他的許多文論曾送到最高領導層，受到廣泛注意。何新沒有讀完大學，但他曾被中國國家權威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聘為研究員。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在理論方法上卻信仰馬克思主義。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溫州蒼南，5歲隨父親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過9年。在這9年中，他從事過多種職業(yè)。當過農民，鑄造工人，由于寫信反對文革運動而成為反革命，挨過斗、坐過牢。這個時期最戲劇化的一段經歷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在當時重新開放的北京圖書館里閱讀書籍。在這流浪的一年中，他經常每天只能吃兩個燒餅一碗豆腐湯，棲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圖書館的閱覽室里，他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爾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的美學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熱拉斯的著作。1975年以后，他成為黑龍江省一個小縣城友誼縣的教師。1977年恢復高考，他被錄取到黑龍江一所大學，但不到一年，便自動退學，回到北京。他認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學里耗費4年時光，謀取一個文憑。命運證明他的自信是對的。1979年他應聘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代課老師，教授古代漢語及古代財經文選。一年以后到中國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書，由于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擔任歷史學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開始獨立從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學所工作，被聘為助理研究員（1985），副研究員（1987），研究員（1990）。這些職稱，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學術上的杰出表現(xiàn)而被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破格特別批準的。1991年何新進入全國政協(xié)，被特殊安排為專職委員。他除了以大量精力從事歷史、考古、語言、神話方面的研究外，同時也密切關注著對于我國國家發(fā)展、民族生存最緊迫的現(xiàn)實經濟、政治和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并隨時將其研究成果和建議，直接向黨和國家領導提出報告。1990年秋，他應日本著名人士德間康快之邀訪問日本，會見了后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參議員宮澤喜一。歸國后就日本對華政策動向向國家最高領導作了匯報。在歸國后寫的研究報告中，他在國內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貨幣經濟集團（美元、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1992年3月他應古巴亞太研究中心和駐華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訪問古巴，卡斯特羅專門安排會見他，與他共進晚餐并在我國駐古大使的陪同下，極其破例地與他進行了9小時的長談。歸國后他將古巴經濟、政治社會情況向中央作了實事求是的報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貿易的建議。卡斯特羅曾希望他到古巴擔任亞太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在日本富士電視臺專程安排下，在北京對他和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聯(lián)席進行了特邀采訪，在與托夫勒的對話中，何新展示了他對21世紀人類前景和面臨問題的預測和展望。何新以自已卓越的才華和獨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預言蘇聯(lián)改革必會失敗以及國家將解體。在1990年與日本教授的談話中指出中國面臨的經濟主要問題并下是“需求大于供給”而是生產過剩，他在l993年向鄧小平及中央上書指出當時過熱的房地產業(yè)可能成為“泡沫經濟”；他提出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人權首先是溫飽權、生存權、發(fā)展權”的觀點被廣泛采納，成為中國回擊美國人權攻勢的武器；他的許多經濟學觀點由于密切聯(lián)系現(xiàn)實和具有務實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響了國家的決策。由于何新的特殊影響，他一度成為海內外各王要新聞機構追逐采訪的對象。采訪過他的包括美聯(lián)社、紐約時報、共同社、ABC、NHK、美國之音、路透社、獨立報、費加羅報等世界各大著名傳媒。1994年后，何新埋頭研究和寫作，拒絕與內外傳媒作直接接觸。也不再出席公開會議，講課講演，從公眾視線中遁失。［摘自《跨世紀人才》（作者：言午）及《中國高層智囊：影響中國發(fā)展進程的人》，陜西師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京華出版杜200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