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 （hào） （1032～1085），宋代理學家、教育家。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與程頤為同胞兄弟，世稱“二程”。其家歷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響，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稱。舉進士后，歷官京兆府都縣主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chuàng)“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yǎng)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shù)?，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學《論語》、《孟子》則為“知道”，“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大學》、《中庸》亦不可不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總之，教育必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tǒng)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于理學創(chuàng)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 “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F(xiàn)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yǎng)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流毒頗深。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后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fā)展，成為“程朱”學派。《游月陂》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為晚涼開。水心云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節(jié)約重陪。［賞析］這是一首記游詩，也是一首理趣詩。作者在這首詩中，雖然也寫了一些較為生動的景物，但其著眼點仍在于抒發(fā)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謂“水心云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多么閑靜幽雅，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認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計較。只要在佳節(jié)能約幾個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樂。詩抒寫了隨遇而安、不計較得失的淡泊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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