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就是以中國早期駐外使節(jié)為中心,對中國早期近代化過程中雙重任務的積極探討。視角的改變和資料的擴展,為深化具體問題的研究和調整整體的觀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作者以近代化為中心,論證了清末選擇外交官的指導思想為通詳務與知國體,認為使臣們提出的以發(fā)展經濟為主的建議,雖然不是中國近代化的為中心,論證了清末選擇外交官的指導思想為通詳務與知國體,認為使臣們提出的以發(fā)展經濟為主的建議,雖然不是中國近代化的最好途徑,但較之以軍事近代化為主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使臣們大都對民主政治持反對態(tài)度,但從“通上下之情”的角度來欣賞和理解議會民主之人,也為數不少,使臣們在中國國力不足的情況下,設法建立起近代外交體制,維護國家利權,使中國的外交逐步與近代世界體生活費相適應。不過,在以力制勝的時代,公理并非強權的對手,守定和約往往導致對列強有利的結果。這些論點或許仍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但作者不囿成說,言之有據,能夠自成一家之言。